政治学人  克里斯托弗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安瑟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科学系教授。

张贤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制度主义源自政治科学、组织理论、公共行政学、经济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大体遵循普遍性、复杂性、行动性与差异性等基本假设，致力于分析权力运作与人际关系渠道的联系，并关注公共部门联结模式对政治结果的影响，从而缓解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研究张力。网络制度主义不仅运用定量分析技术考察网络特性，而且对构成子群基础的内聚性与等值性作出区分，据此围绕政策网络、组织与市场以及社会运动与社会影响等理论及现实议题展开深入研究。网络制度主义可能存在过于强调静态化与结构性要素且偏重描述现象的局限，但其仍可为政治科学解决复杂问题提供有益视角。

一、引论

网络制度主义(network institutionalism)这个术语似乎不无矛盾之处。一般而言，网络反映的是非正式性与人格化，制度主义则代表着正式性与非人格化。虽然作为分析视角的网络往往更多关注行为而非制度，但是把网络看作非正式制度也是合乎常理的。这是因为，只要在个人之间或组织之间发现了某种稳定的或重复的互动模式与交流模式，就可以将这个网络视为一种制度。运用网络分析方法的学者认为，网络是影响权力分配、利益建构、身份建构以及持续互动的关键性中介变量，这与霍尔所描述的制度主义具有相似之处。

网络范式(network paradigm)并非单一化的研究路径，它更像是位于政治科学、组织理论、公共行政学与经济社会学交界地带的分析方法。尽管网络制度主义的各个研究分支的分析取向有所差异，但都遵循着四个主要原则或四项基本假设。网络制度主义的第一项基本假设是普遍性假设，强调从关系性角度看待社会行动、政治行动与经济行动。埃米尔巴耶尔在关系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中对比了社会解释的归因方法与关系方法，指出归因方法在解释现象时主要依据个人、群体或组织的属性，而网络制度主义将人际关系作为解释现象的基本单位，认为其无法还原为个体属性。网络制度主义的第二项基本假设是复杂性假设，主张联结了个人、群体与组织的关系是复杂的，群体与组织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也难以构成统一整体，两者处于彼此渗透又相互贯穿的关系之中。网络制度主义的第三项基本假设是行动性假设，强调网络同时构成行动的资源条件与制约因素。作为资源条件，网络是行动者在追逐收益时收集信息和调动支持力量的渠道；作为制约因素，网络是对行动的社会影响力及控制力施加约束的结构。网络制度主义的第四项基本假设是差异性假设，提出网络以高度差异化的方式调动信息、社会影响力、资源与社会资本。虽然社会世界是异常复杂且极具偏向性的，但网络为行动者获取资源、信息与支持提供了多条途径。

本文旨在从跨学科的宏观视角概述网络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与现实领域，但是仍有必要对网络制度主义与政治科学的关联进行介绍。首先，政治学者长期以来关注权力与影响力是如何通过“熟人网络”这类人际关系渠道得以运作的，网络制度主义可在此方面为政治科学研究提供更加系统的分析思路。其次，政治科学的诸多议题都涉及利益群体、公共机构或政府部门讨价还价与协调配合的复杂关系。“联盟”“派系”及“同盟”等概念或许足以描述此类复杂关系的基本特点，但网络制度主义更加强调行动者的联结模式在解释政治结果方面至关重要。最后，针对个体主义的解释方式与群体倾向的解释方式，网络制度主义总是力图避免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认为只有通过背景因素才能理解个体行为，这也使其拒斥单一群体的假设。因此，在缓解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研究途径之间的张力方面，网络制度主义可以为政治科学提供有益的分析视角。本文接下来将阐明网络的含义，简要考察网络分析相关的技术方法，并集中探讨网络制度主义能够发挥效力的现实领域。

二、从网络分析到网络制度主义

网络是存在于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的关系性概念。政治学意义上的关系涉及立法机构中两个部门的顺畅互动，以及两个公共机构的合作交流。尽管不同个体或不同组织的冲突同样涉及关系范畴，网络制度主义却更倾向于关注那些积极的关系或正向的关系。在涂尔干的社会团结分析视角的影响下，许多网络研究都强调关系的社会性与情感性。不过，网络在通常意义上并不总是指向团结关系，它还可以表现为各种互动或联系的模式，如利益交织的两个群体可能经常在政策竞技场上互动，或者非政府组织的两个董事机构可能存在若干相同的组织成员。这些关系并不必然产生社会团结的结果，其中甚至充斥着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些相互联系即使不是人们有意为之的产物，却依然构成了信息、观念或资源往来其间的渠道，如议会委员会成员的频繁互动可以有效传递关键信息。

在社会性与情感性之外，相互依赖是解释网络内涵的第三种方式，如一名政策游说者可能握有另一名游说者所需要的信息，以及两个国家可能保持良好的贸易往来。相互依赖可以激励两名游说者或两个国家建立交易关系，成功的交易反过来会产生涉及彼此义务与互惠合作的有力规范。讨价还价在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也顺理成章地促使政治学者重视网络分析的交易路径。

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网络研究者在理解社会行为并作出分析时，可以兼顾社会化过度的规范决定论与社会化不足的自我利益决定论。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网络具有社会性(或情感性)与工具性(或交易性)双重维度。打上新古典主义烙印的市场交易即使能够“公平”进行，人们还是无法从此类关系中看到任何忠诚感，也无法期望此类关系能增进交易活动所必需的信任感和互惠互利，而忠诚感和信任感对货品规定不清晰或交接时间不明确的交易活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具有社会属性的网络关系建立在忠诚感与义务感之上，并促使人们将其理解为社会结构。但格兰诺维特同样指出，社会行动者并非盲目地接受社会规范的支配，工具性的算计活动在社会规范的调节下，仍然可以在大多数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

所有网络的基本单元都是两位以上行动者构成的耦合关系，但网络研究者往往对相互联结的逐对关系更感兴趣。网络通常是指相互联结的对偶关系的集合，所以最简单的网络至少需要三位行动者构成的三方关系。诸多网络分析关注某个作为单一社会结构(即相互联结的三方关系的聚合)而存在的网络的全局属性。在网络分析中，典型的组织层级便属于一类网络。从属者与上位者存在联系，但是上位者也有与之存在联系的上位者，这种环环相扣的联结关系可以一直延伸到组织金字塔的顶端。许多学者尤其是组织理论研究者认为网络有别于层级，肯托普罗斯指出，两者的差别表现在层级反映了“多对一”的关系，也就是多个从属者仅与一个上位者联结在一起，而网络则呈现出“多对多”的关系和交织缠绕的特点；安瑟尔曾经运用这种多对多的准则分析欧洲国家推行的区域性政策。因此，人们可以从关系的具体内容和关系的整体结构这两个方面来识别网络，前者看重的是基于相互义务、情感、信任与互惠的正向递归关系，后者关注的是相互联结的三方关系或多对多关系。

网络制度主义在考察网络特性时运用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技术，这也成为网络制度主义的一个鲜明特色。此类分析技术源于对网络进行描摹的图式理论，近期的网络分析技术则更倚重代数学的相关方法。对社会网络分析而言，中心性与子群识别这两种技术方法尤为出色。一方面，中心性分析致力于掌握网络中所有行动者的相关信息，据此识别特定的个体行动者的相对重要性或突显性。通过运用程度性测量、密切性测量、居间性测量等技术手段，中心性分析对其认定的中心行动者的多方面信息加以获取，如采取居间中心性分析以识别扮演重要经纪人角色的中心行动者。另一方面，子群识别分析致力于识别网络中的子群，这有益于判定社会分裂程度或社会派系状况。在识别子群时，侧重包容性的分量测量与更具限制性的派系测量各具优势。

社会网络分析还对构成子群基础的内聚性与等值性进行区分。内聚性分析强调构成子群基础的是直接逐对联结的密度，群体中逐对联结的数量越多，该群体的内聚性程度就越高。等值性分析强调子群由那些与第三方发生同等联系的行动者构成，劳工群体之所以能够达成团结，更多取决于其对雇主群体的同仇敌忾而非同气相求。网络分析中一些广为人知的说法也反映了内聚性与等值性的分殊。例如，小世界现象研究展示了经由少数中介性环节，相距甚远的不同个体便可建立相互联系。沃茨的研究表明，即使网络联系相对疏阔，人际关联仍然能够确立。沃茨指出小世界网络中具有较高频度的局部性群集活动，往往与各群集内部有限数量的“捷径”存在联系。格兰诺维特在其重要的弱连带优势分析中，同样将小世界现象作为研究基础，他注意到多数时候人们并非直接通过强连带的朋友关系找到工作，在通常情况下弱连带的朋友关系更有利于织就连接各群集的纽带。伯特在论述结构洞的理论内涵时，进一步凝练了上述逻辑。伯特认为，在范围较小而联系密切的群集中，由于每个人都知晓所有人的事情，这会让信息显得多余，因而群集活动在全局性网络中所制造的间隙会限制信息流动。如此一来，沃茨所说的“捷径”或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弱连带”都在结构洞之间发挥桥梁作用，这些“连带”成为传递信息的有效渠道。

从内聚性视角来看，网络中的关键机制正是通过直接逐对联结的方式才得以运行。由此引申出的观点是，群体成员越是亲密无间乃至同休共戚，彼此关系的内聚性程度也便越高。就网络的整体层面而言，人们总是把密集度较高的网络视为内聚力较强的网络，这也是多重网络(multiple network)分析的观点。网络分析重视行动者关系的多重性，将其看作行动者由各种方式联结起来的情境。内聚性逻辑认为网络的强力程度与网络的复杂水平正向相关，等值性视角则认为非直接性连带与直接性连带的重要性不分上下。

从等值性视角来看，行动者的相似度源于他们之间连带关系的近似性，而不是源于他们之间连带关系的强劲程度。那些在结构中看起来旗鼓相当的行动者，在网络中也大致占据类似的位置。如果多重网络能够强化结构的等值性，便可认为网络在此刻变得愈发重要。

网络数据的收集存在一定的难度，这限制了社会网络分析的有效性。网络数据分析有两种基本类型，即自我中心网络分析与完整网络分析。自我中心网络分析关注作为自我的焦点行动者，注重收集有关自我与他者的网络的信息，并在数据收集的后期阶段跟进获取自我以外的他人关系的信息。在收集自我中心数据时，人们普遍面临高度的选择性难题，这是因为限定性分析中的数据仅反映自我的网络。作为自我中心网络分析的替代物，完整网络分析更具综合性与全面性，其在收集数据时先是识别出一群行动者，进而收集这些行动者关系的相关信息。尽管如此，完整网络分析仍然在两个方面存在着数据收集的难题；一方面，在网络中识别所有行动者的联结关系将产生大量数据，即便仅仅分析小规模的行动者群体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如小世界现象所示，所有人可能不止一次地同其他人发生联结，这导致难以准确划定网络的边界。网络分析专家通常以二选一的方式作出处置，其中每一种收集数据的方式都运用了不同的分析技术。第一种分析途径基于非网络标准，从起始阶段便规定了组织或工作单位、政策部门或地理单元等分析对象的界限。这有助于全面枚举界限以内的个体、群体或组织，据此考察名单上不同行动者的关系。第二种分析途径适用于难以预先判定界限的情况，在明确网络中的成员范围时，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收集网络数据。这与自我中心数据分析高度类似，也是从少数焦点行动者的关系网络入手，在第一回合采访的基础上继续了解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在此过程中样本雪球越滚越大，直到不再出现新的行动者。

三、网络制度主义视野下的政策网络、组织与市场

上述网络分析的相关文献主要产生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术脉络之中，而政治科学领域内也有大量的独立研究机构来探索政策网络问题。政策网络研究发端于不同学科及多个流派的交汇融合。第一个流派的先驱学者是赫克罗与维尔达夫斯基，他们在研究英国财政部时分析了公职人员同政治要员的个人网络，如何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政策网络研究源于该国的次级政府研究，后者认为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深受行政机构、立法机关与利益群体的影响。赫克罗在其政策网络研究中，以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这一概念替代了次级政府或铁三角等术语，用以描述一种更具弥散性的联结形式。第二个流派脱胎于欧洲国家统合主义与利益调节机制的研究传统，其催生因素则是国际研究小组对20世纪70年代政府内部复杂的组织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显示了不同行动者之间复杂的协调机制与协商机制，支撑着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的过程。第三个流派产生于社区权力研究，这一研究过程深刻审视了城市政治领域的社会结构，劳曼与帕皮作为代表性学者推动了社区权力研究与政策网络研究的衔接。

以上三个流派在论述政治组织与政治过程时，都触及两个或多或少有些对立的观点，即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具有高度分化的特征，并牵涉不同类型行动者的参与活动，但是这些行动者的联结关系却围绕着特定政策领域内的利益交织或彼此依赖而展开。因此，政策网络分析的优势是兼顾注重差异性的多元主义观点与注重连通性的精英主义主张。

新生代的政策网络研究致力于阐明网络的内部差异与运作机制。颇为典型的是，罗德斯基于网络的稳定性与约束性特征，将赫克罗的议题网络概念从政策共同体中剥离出来，并运用权力依赖的视角分析了网络的形成原因、产生方式与运作机制。在近期的研究成果中，罗德斯还把他提出的权力依赖的政策网络分析路径，同夏普夫提出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政策网络分析路径予以对比。一些政策网络分析也借鉴这种网络分析技术，对美国政策网络的本质特征与劳工政策的相关特点开展广泛研究。

组织研究者也将网络制度主义运用于自身分析领域。拉波特依据单元数目及其内部相互联结的数量来衡量组织的复杂程度，并由此奠定了他在网络制度主义这一分支中的先驱地位。组织理论学者推动组织研究转向开放系统视角，并日益关注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价值，这为网络制度主义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另一个动力来源。本森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组织间关系加以分析，指出组织之间的网络是一个新的分析单元。

近十几年来，制度经济学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与网络观点日渐清晰的表达相得益彰。威廉姆森将市场与层级视作组织中进行经济交易的两种替代性手段，并将组织置于合约(市场)与权威(层级)的连续区间之内。鲍威尔在一篇重要的文献中指出，网络组织不同于市场或层级，网络组织的协调运作是通过信任与互惠机制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合约或权威形式达成的。部分学者也从结构层面研究组织，认为将组织界定为市场或层级也许不尽合理。举例而言，福克纳运用网络模型，分析美国电影产业中项目团队的形成过程。与此同时，不同公司之间战略联盟与合资关系的迅速发展，也促使人们更加相信从网络角度审视组织间关系是合理的。盖拉赫对日本企业间关系的网络分析十分引人注目。诺瑞亚与埃克勒斯在1990年的研究成果，为人们将组织视作网络增添了额外动力。在一些政治科学研究者看来，这些观点也可以应用于政党研究。

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学者们亦强调网络视角对于思考组织间关系的重要性。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关注公共服务传递的碎片化及公共服务实施过程的复杂性问题，其中如何在任务交织及权力重叠的多个公共机构中实现协调是这一研究分支的共同主题。例如，齐斯赫姆研究了非正式网络对不同交通运输部门的协调作用，普洛文与米尔沃德比较了美国四个城市的心理健康行业的发展网络，而奇科特、科利金与科彭扬的研究则代表了网络研究在管理学领域中的进展。

政治经济学者与经济社会学者同样运用网络视角，从概念维度探究市场及其动力机制，并进一步描述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贝克尔对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大厅内的社会关系加以研究，呼吁人们关注构成市场交易基础的社会网络。贝克尔注意到，即便在最具典型特征的市场中，买卖交易的实际模式依然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塑造，而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有助于交易各方有效应对证券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格兰诺维特借鉴波兰尼所阐释的市场的社会嵌入性概念，开创性地提出市场研究的网络路径。鲍威尔认为网络组织不同于市场或层级，格兰诺维特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即诸多经济交易都是由建立在信任与互惠规范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塑造的。这一观点促使许多研究者认真考察嵌入性(embeddedness)是如何影响经济决策与经济协作的。例如，乌泽对银行业、服装业与法律行业的系列讨论，米茨卢奇与斯特恩斯对银行决策制定的有力分析。

经济社会学领域对网络与市场的研究也日益完备。学者们聚焦连锁公司的董事会，指出其中重叠的成员身份就像一个社会网络，后者可将各个独立公司连接起来。米茨卢奇运用连锁董事来分析政治献金；戴维斯运用连锁董事来研究管理策略的分散性，如为避免恶意收购而大量提高企业负债额的“毒药丸”计划。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网络角度阐述了市场的结构与动力机制，如鲍威尔、科普特与史密斯-杜尔从企业间网络的角度分析了生物科技产业的知识创造过程，帕吉特对构成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现代银行业兴起基础的网络加以剖析，斯塔克与布鲁斯特从网络视角探讨了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的市场演化历程。

四、网络制度主义视野下的社会运动与社会影响

网络分析视角也对政治动员与社会运动领域产生了影响，学者们对此展开了历史性讨论。例如，毕尔曼分析了英国内战时期清教如何从宗教庇护的关系网络中发展为教派；帕吉特与安瑟尔的研究成果揭示了梅第奇家族顺利掌控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关键所在，即动员了一个由经济联系与姻亲纽带所构成的强有力的政治党派；古尔德强调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人们修筑街垒的抵抗运动，是建立在邻里关系网络基础之上的。

在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中，网络概念也得到广泛应用，如麦克阿丹与费尔南德斯阐释了社会运动中的招募活动往往通过社会网络来开展。网络概念也可用于描述并分析更为广阔的社会运动畛域。例如，戴安尼运用网络路径来描述米兰的环保组织与环保人士之间的关系，他在与麦克阿丹合著的作品中概括了社会运动与网络之间的关系。关注社会运动议题的政治学者特别留意于非政府组织间的国际网络，如跨国倡议网络。

网络概念在社会资本研究中也得到普遍应用，这一领域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相较经济资本更多源自社会结构，网络概念则为这一社会结构提供了更为有效的表达途径。虽然许多有名的社会资本研究只是大致涉及网络隐喻，但林南、库克与伯特明确提出了一个指向社会资本的网络研究路径。

网络概念还被用于解释不同模式的社会影响、社会认知与政治文化。克拉克哈特提出了认知网络的概念，他以计算机企业为研究对象，指出员工在现实社交网络中发挥的作用越是重要，其对所身处的社会网络的认知理解也更为准确，而企业中的声誉权力与这种准确认知密切相关。以弗里德金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者同样运用网络分析路径，模拟了社会影响过程是如何通过网络发挥作用的。在政治科学领域，网络过程还被视为精确模拟“语境效用”的有力方式，政治学者据此分析街坊邻里对候选人政治态度的影响。在政治文化研究方面，摩尔与迪凯纳对纽约市社会服务类别的历史演进加以剖析，安瑟尔研究了法国工人阶级如何在制度网络及符号的交互作用下进行重大制度性变革。

上述讨论没有完全论及网络研究的所有文献，聚焦具体现实领域的诸多研究成果也非常值得考察。实际上，网络制度主义并不是单一化的研究路径，而是涉及不同学科观点的交叉重叠。虽然网络路径的分析效用已经得到诸多学科的认可，但它依然面临着两类批评意见。

第一种批评意见指出，网络研究倾向于形成一种静态的、过于结构化的世界观，并对过程、能动性与意义等要素的反应不够敏锐。许多研究者据此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网络语言易于滑入将网络客体化的结构主义窠臼，网络分析要更加留意关系中的文化性或解释性要素，如埃米尔巴耶尔与古德文对社会网络的分析、贝维尔与罗德斯对政策网络的研究。正如网络制度主义者批评某些观点对群体的物化一般，网络制度主义本身也要避免对网络加以物化。帕吉特的最新研究结果充分展示了网络制度主义学者在缓解其内部的结构、文化与能动性之间的张力方面付出的努力。

第二种批评意见指出，网络分析路径所提供的研究框架更倾向于描述世界而非解释世界。它善于描述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或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但在获取可检验的因果关系论据方面乏善可陈。此类批评意见确实有合理之处，网络分析路径的确更适于描述而非阐释现实世界。尽管细致描述是合理阐述的必要前提，但这种回应依然低估了网络制度主义在阐释方面的潜力。本文的关注重点在于，网络作为机制是如何进行政治动员、社会影响和利益调节的。

网络制度主义的优势在于为政治科学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把握这个日益复杂的时代。当人们的技术工具越来越依赖网络时，他们的制度也必然深涉网络当中。21世纪初期具有典型化特征的治理模式，不仅要求政府各层级与各部门进行相应的协调，还要求政府扩大公共领域中利益相关方的范围，并在这些主体之间发展出更为复杂的互动网络和交流网络。在描述这一复杂过程并阐释其影响方面，网络制度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方兴未艾、前途可观的研究范式。

推荐语

在当代治理模式中，主体和互动方式的多元化使得治理情境日益复杂化，“网络制度主义”在阐释这一复杂过程具有独特优势。“网络制度主义”作为一个较为新颖的分析概念，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又具有怎样的分析优势和不足？文章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解答。（政治学人编辑部）

责任编辑：杨明

一审：班允博 二审：王智睿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