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治学人

作者：曲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

来自：《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期。

互联网的诞生标志着一场新的传媒革命的来临，也使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经典学术议题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集中体现为关于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探讨。迄今为止，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已经走过20余年的历程，并基于“互联网”和“政治参与”形成了两条主要的研究线索，二者在研究方法和模型设计方面既有一些较为成熟的做法，也面临尚待突破的难题。总体而言，互联网对于政治参与水平的提升作用得到广泛证实，但是其隐含的问题与困惑也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起步较晚，一方面需要以丰富的本土研究成果与国外学界展开对话，并力求在其基础上有所突破，另一方面中国议题的特殊性也为国内外学界提出了值得共同深入研究的课题。

上个世纪末，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了著名的“时间替代假说”(tim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依赖电视娱乐的美国人更倾向于从公共和社会生活中离去——他们和朋友相处的时间较少，参与社区组织较少，参加公共事务较少。”简言之，帕特南认为，使用电子媒体将降低社会资本水平。

互联网的出现为传媒界带来一场新的革命，同时也使媒体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这一经典学术议题焕发出新的活力。根据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的统计，首篇以“互联网政治参与”(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为主题词的文章出现于1996年，并在随后的时间里始终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自2014年起，年均发文量突破100篇。截至2016年，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已经走过20年的历程。20年的时间里，研究选题、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梳理仍属凤毛麟角，以致无法全面把握其研究脉络和发展趋势，进而无法准确发现和识别前沿研究问题。因此，本文致力于弥补这一缺憾，希望为国内学者开展本土化的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提供扎实的基础和更高的起点。

01

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的两条主线

围绕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国外学界呈现出两条主要的研究线索:第一条线索侧重于探讨作为自变量的互联网;第二条线索则致力于解析作为因变量的政治参与。

（一）作为自变量的互联网

基于“互联网”形成的研究线索主要关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为政治参与带来了哪些新的影响。例如，美国著名政治传播学者沙阿(Dhavan Shah)等人比较了印刷品、广播和互联网三种大众媒体对社会资本水平的影响，在对1998年调查获得的6738份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得出结论:“相较于印刷品、广播等传统媒体，使用互联网更加明显地影响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和参与水平。”与之类似，沙阿等人利用1999年和2000年两次调查的面板数据证实，相较于阅读报纸和收看电视，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对于公民参与的影响更为显著。

第二个问题是，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随着研究的推进，许多学者特别是传播学家不再满足于笼统地讨论互联网使用时长对于政治参与水平的影响，而是开始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进行区分，其中最主要的两种互联网使用方式是信息型使用(informational use)和社交娱乐型使用(social－recreational use)。大量研究近乎一致地证明，以搜索、获取、交换、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使用互联网与政治参与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相反，以消遣娱乐为目的使用互联网则与政治参与水平、政治效能感等呈负相关关系。也有学者专门测量了以消费、金融交易为目的使用互联网与政治参与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二者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相关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不同互联网使用强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人们对互联网依赖程度的加深，有学者将互联网用户区分为一般用户和重度用户两类，并分别测量其与政治参与水平之间的关系。例如瓦伦祖拉(Sebastian Valenzuela)等人通过若干问题来测量德克萨斯州两所大学的学生使用脸书群(Facebook Group)的强度，包括每天花多少时间浏览脸书群的状态更新、过去一周浏览群信息的频率、是否在群里发状态、是否在群里发起讨论、在群里主要进行哪些活动等。其研究结论显示，大学生的脸书群使用强度与政治参与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 作为因变量的政治参与

基于“政治参与”形成的研究线索主要致力于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区分在线政治参与和传统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民主制度有效运转的关键环节，过去数十年中，西方国家政治参与的衰落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互联网出现以后，学界敏锐地察觉到，以互联网为平台开展政治参与有可能成为传统政治参与的补充乃至替代。因此，许多学者试图回答，互联网仅仅助长了“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即仅在虚拟世界参与政治而不在现实世界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还是亦可重新激活传统形式的政治参与?针对该问题，学界大致有两种看法:一部分研究支持“懒汉行动主义”，例如维塔克(Jessica Vitak)等人发现，使用脸书仅与脸书上的政治活动呈正相关关系，但与传统政治参与呈负相关关系。还有一部分研究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互联网激活了传统形式的政治参与。例如，德·兹尼加(De Zuniga)利用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的面板调查数据证实，以获取新闻为目的使用社交网站与在线和传统两种政治参与均呈正相关关系。图费克奇(Zeynep Tufekci)等人通过对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研究发现，依托社交媒体结成社会网络有助于协调社会关系网，这对于激发政治游行中的参与行为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区分积极政治参与和消极政治参与。例如贝克(Tom P．Bakker)等人在区分在线和传统两种政治参与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积极和消极两类政治参与形式，进而形成以下四类政治参与:(1)在线消极参与，包括访问市政厅网站、访问政府机构网站和阅读网络政治信息;(2)在线积极参与，包括参与网络投票、签署网络请愿、回应网络文章;(3)传统消极参与，包括收集与政治议题相关的书籍和信息、签署请愿、通过报纸和电视获取选举中的政治信息;(4)传统积极参与，包括向报纸或杂志寄送信件、通过拨打电话或者寄送邮件讨论政策、参加游行和参与辩论或讲座。其研究结论表明:(1)使用互联网与上述四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均呈正相关关系。相比之下，阅读报纸仅与传统参与有关，收看电视仅与消极参与有关。(2)使用互联网对于在线政治参与的预测力比传统政治参与的预测力更强。

综上所述，经过20年的发展，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大致形成了两大阵营。

如图1所示，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社会资本这一经典学术议题，以传播学家为主的研究阵营立足于媒体，一方面将互联网置于与传统媒体的比较之下，进而在比较媒介体制的意义上展开研究，另一方面对“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介进行深度解构，目前已经在互联网使用方式和使用强度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值得一提的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使互联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已有大量成果专门针对社交媒体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展开探讨。

相比之下，以政治学家为主的研究阵营则更多地着眼于社会资本，特别是政治参与。政治学家试图阐明，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在线政治参与和传统形式的政治参与关系为何?积极参与和消极参与的经典分类法在互联网时代是否依然适用?尽管两大学科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双方的共同努力塑造了国外学界关于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的繁荣景象。

(三) 两条研究线索的比较

比较以“互联网”为主线的研究和以“政治参与”为主线的研究，可以发现二者在以下几个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详见表1)。

第一，在研究缘起方面，二者共同缘起于互联网时代媒体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如前文所言，以帕特南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互联网将会降低社会资本水平，而乐观派则持相反观点，认为互联网具有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满足了用户以更加便捷的方式和更低廉的成本获取政治信息的需求，进而刺激了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随着研究的推进，乐观派的观点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例如宝利安尼(Shelley Boulianne)以元分析法(meta－analysis)对38项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互联网政治参与定量研究成果进行二次综合分析，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互联网会导致公共生活的衰落。

第二，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由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人际信任三个核心要素构成，关注政治参与的学者紧紧围绕政治参与这一要素展开研究，而关注互联网的学者则在关注政治参与的同时亦兼顾公民参与。二者对于人际信任均略有忽视。

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二者均以定量研究为主流研究方法，通常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验证相关命题，相应地，定量研究中常见的因果推断难题也在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中有所体现。具体而言，现有研究尚无法确凿地回答究竟是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的复兴，还是参与型人格的公民构成了互联网用户的主力军。

第四，在理论关怀方面，二者差异明显。以互联网为焦点的研究试图为完善社会心理学中著名的“S－O－R”模型做出贡献，其中“S”代表刺激(stimuli)，即互联网;“Ｒ”代表反应(response)，即参与行为;“O”代表刺激与反应之间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目前大量传播学界的研究成果证明，作为政治心理和传播行为的“O”将会显著影响“S”与“R”之间的关系。以政治参与为焦点的研究则致力于回应政治平等这一经典议题，探讨互联网能否动员原本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群体投身于政治参与之中，从而使参与更加平等，对此下文还将进一步阐述。

第五，在未来的研究方面，二者均面临选择研究方法的挑战。为解决因果推断难题，历时性研究或许成为二者共同的选择。除此之外，二者还有各自的任务，部分学者将继续尝试发现互联网与参与行为之间的中间变量，并探究变量之间的逻辑次序链条;另有部分学者则需致力于验证互联网与在线和传统两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以及两类政治参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02

平等与极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的两点困惑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互联网具有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水平的作用。然而，少数颇具前瞻性的学者也指出了互联网政治参与所隐含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平等和政治极化两个方面。

(一) 政治平等

传统政治学理论认为，没有平等的参与，就没有向政治系统的平等“输入”，因此作为社会福利分配的“输出”也不会平等。正如著名政治学家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所言:“不平等的参与意味着不平等的影响力。不平等的影响力并非在选民中随机分布，而是系统性地有利于优势群体——那些收入更高、更加富有、受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于是，利普哈特发问:“参与不平等这一民主困境能否得到解决?”

互联网的到来使这一问题再次提上日程，即互联网能否降低参与不平等?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会强化不平等，因为它使资源丰富的公民有更多的渠道融入到政治生活中并施加影响力。例如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诺里斯(Pippa Norris)在其名著《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一书中提出了“民主落差”(democratic divide)的概念，认为“拥有多种互联网资源的人和没有互联网资源的人之间在介入、动员、参与公共生活中会出现巨大差距，也就是民主落差”。换言之，基于互联网展开的政治参与和公共生活不仅需要公民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参与技能，例如表达观点、提供论据、参与对话和辩论等，还要求公民熟练使用数字技术，这有可能使原本不平等的参与状况更加恶化。

反对的声音则认为互联网通过降低信息成本为边缘化的群体和有一定政治冷漠倾向的群体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从而使传统上的参与不平等得到缓解。概言之，论战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信息技术革新可能会提高政治参与水平，但却不一定能够降低政治参与的不平等。

为了验证这一问题，著名学者维尔巴(Sidney Verba)等人在2008年美国大选之前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美国政治活动中广泛存在的社会经济阶层差异(Socio－Economic Stratification，简称“SES模型”)与互联网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政治参与复制了SES模型，并得出结论:“关于互联网是否有可能打破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参与不平等，本文认为，大体上讲，答案是否定的。”换言之，利普哈特所谓的社会经济分层中的“优势群体”保持了其在互联网时代的优势参与地位。但是，该研究亦发现，青年人是唯一的例外群体。

互联网改变了青年人在政治参与中的弱势地位，这一重要发现得到了相当多研究成果的证明。例如，贝斯特(Samuel Best)等人证实，在线参与强化了SES模型中优势群体的政策优势，但是年龄是这一模式中唯一的例外。尽管青年人的线下参与水平较低，但在互联网环境之下，其参与水平并不低于年长者。再如，荷兰学者通过调查819位荷兰选民使用“投票指南针”(vote compass)的情况，发现这一在线投票工具的使用者主要为18岁至25岁的青年人，换言之，投票指南针具有动员青年政治参与的功能。总体而言，目前国外学界趋向于认为，互联网在改变政治参与不平等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但针对青年人却具有比较明显的效果。然而，随着数字世代(digital generation)逐渐成长为社会主流，互联网在改变因年龄导致的政治参与不平等方面的作用是否会弱化，是未来需长期跟踪研究的议题。

(二) 政治极化

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理论家认识到，人们可以借助新兴媒体技术轻而易举地超越地理空间上的限制，进而接触到大量与自己政治观点相异的政治信息。新媒体已经取代传统的面对面的人际交流，成为获取异质性政治观点的最主要途径。然而，美国学者穆茨(Diana Carole Mutz)提出，事实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使人们接触到更加多样化和异质性的政治观点，恰恰相反，人们日常获取的政治信息不断窄化，其原因主要在于媒体产业的发展趋势是高度专业化而不是大众化。专业化迫使人们必须在为数不多的媒体机构之中进行选择以作为获取政治信息的固定来源。而每家媒体机构有其特定的政治立场，久而久之信息来源的单一化将导致人们的政治立场不断固化。穆茨将这一现象称为“制造分裂的媒体”，即媒体将社会切割成众多相互隔离的部分，并仅仅鼓励各个部分内部之间进行对话，并认为这是互联网时代美国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显然，在信息环境高度分裂和碎片化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进而形成一个个相互隔离的独立王国而不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社会，这对于鼓励政治宽容、促进审议民主都是非常不利的。

关于互联网创造了更加碎片化的信息环境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学界并没有太多的争论。但是，仍需从实证的角度作出回答:人们是否有意回避与自己意见相异的信息?或者说，人们是否有意识地选择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信息?针对这一问题，艾扬格(Shanto Iyengar)等人采用实验方法进行了测试，其研究分为两步:第一步测试被试的政治立场;第二步展开实验，以Fox、NPR、CNN、BBC四家意识形态立场相异的机构的新闻作为样本，向被试提供新闻标题和机构LOGO，请被试回答“你最可能读哪一则新闻?”，并增加一个“说不清”选项。对1023名被试的测试结果显示，持保守政治立场的被试更可能选择Fox，相反，持左翼立场的被试更可能选择CNN或者NPR。而BBC鉴于其中立立场，显示不出不同政治立场被试的阅读偏好。

作者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解释:互联网技术将会窄化、而不是拓宽用户的政治光谱。虽然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但是个人用户将自己的选择限定在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消息来源上。久而久之，这一行为会演化为习惯，以致不论新闻内容是什么，用户都会自动选择自己认同的新闻机构提供的新闻。与之类似，鲍姆加特纳等人对3500名美国青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的研究表明，使用社交网站阅读新闻与分享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新闻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分享与自己观点相异的新闻呈负相关关系，换言之，使用社交网站将鼓励相近观点之间的交流，但不会促进竞争性观点之间的碰撞。上述研究结论极大地证实了穆茨的担忧，即互联网时代媒体专业化与受众碎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导致政治极化的发生。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不应过于悲观，指出互联网同时具有提升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双面效果。耶格(Paul Jaeger)在政府网站的研究中指出，电子政府一方面可能在某些具体政治议题上导致政治极化，但另一方面也具有促进多元观点之间展开对话的能力，因此问题是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总体上讲，在新媒体与政治极化的关系上，国外学界的主流声音是悲观的，但是部分学者提出应将悲观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对此尚待更多的科学性研究加以证明。

03

政策参与和技术赋权: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的议题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普及，新媒体技术为中国政治进程带来的变化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2005年前后，陆续有一些研究成果在国外期刊发表。如前文所述，在许多西方国家，互联网政治参与是媒体与政治这一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中的新选题，因而在视角切入、方法选择、理论关怀方面体现出相当强烈的继承与延续的特点。相比之下，海外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比较政治”这一更加宏大的框架之下，体现为信息技术革命与政权转型之间关系的探讨，并具体表现为互联网政策参与和互联网技术赋权两大议题的研究。

(一)政策参与

政治参与的类型多种多样，围绕选举展开的各类参与活动是西方国家公民参与政治最主要的形式。互联网出现之后，越来越多的选举活动借助互联网展开，因而成为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的焦点。然而，互联网引入中国之后，其对于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超越了选举的局限并扩展到政策制定领域。何包钢等人将政治参与区分为“治理层面的参与”和“机制层面的参与”，认为中国政府寻求将政治参与引向治理层面，强调问题导向、议题主导，并以协商为主要机制，这代表了与西方多党制下对抗型政治参与不同的模式。互联网为政府与公民之间就政策议题展开协商提供了便捷的在线平台，不仅成为中国普通公民表达观点和分享信息的新渠道，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互联网改变了中国政府官员与公民的沟通方式。互联网政策参与已经成为优化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要方式。对此，国外学界已经产生了一些探索性的实证研究成果。

白君竹(Steven Balla)通过电子邮件向2008年“全民医疗保险改革”网上意见征集的参与者发放问卷。通过分析541份有效问卷，白君竹发现，此次医改的网络参与者主要由职业精英构成，他们借助互联网表达意见并期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施加影响力。政府官员和网络参与者都希望借助在线平台来优化政策制定过程，因此互联网与民主化转型无关，它“不是根本性转型的工具，而是渐进型改革的工具”，但是“政治改革，哪怕仅是在线政策咨询这样的微小变化，对于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就重大民生问题展开选择性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进一步讲，这样的合作，意味着公民政策满意度的提升，因而有助于保证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丁胜认为，信息时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有权发布信息，而在于谁能够在信息传播中占据主导权。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迫切需要凭借网络传播技术获得主导权，以向群众传播政策信息并留意群众关于政策问题的意见，这样中国政府可以“改善公众关于责任型政府的评价，更加准确地把握公共舆论，并了解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总体上讲，海外学界对于中国互联网政策参与的实践给予了较为正面的评价，一方面中国政府主动借助互联网平台就重大政策议题开放公共讨论空间，另一方面中国公民在政策参与中表现出的积极性也值得研究。

(二)技术赋权

通过前文分析不难发现，过往20年国外学界就个人如何通过新媒体技术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奉献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关于数字技术如何塑造国家行为以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策略，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可喜的是，在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的研究中，不少国外研究从一开始就跳出微观个人维度的限制，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宏观层面的国家和社会，并初步形成了一些共识性的判断，认为新媒体技术具有同时向国家和社会双方赋权的功能。例如，郑永年等人认为，中国的案例说明了“互联网并不一定是零和博弈。互联网的发展可以同时为国家和社会双方赋权。国家可以利用互联网提升合法性，社会团体也可以利用互联网来改变国家政治与政策实践”，因此，“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上互动，最终重塑了国家和社会”。

“技术赋权”研究大致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第一，向国家赋权的研究。具体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预测和防范颠覆性集体行动。国家借助互联网技术获取公共舆论信息并预测舆情走向，防止颠覆性集体行动的发生。哈佛大学金(Gary King)等人收集了1382个中国社交媒体网站的海量数据并进行文本分析，认为中国政府互联网审查制度的首要目标不在于阻止批评政府的言论，而在于阻止集体行动。其二，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大数据技术之于政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数据容量之大、类型之多，更为重要的在于利用数据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提升政府网上服务能力，进而提升公民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满意度。例如张军华提出推行电子政务不仅可以使中国高层领导人监督公共服务，还可以改善公务员系统之间的信息流通，这将使中国公民从中受益，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第二，向社会赋权的研究。师增志和杨国斌提出，新媒体赋权主要体现在信息、表达和行动三个方面:(1)它赋予普通人通过社交媒体和通过与其他互联网用户互动来获取信息的权力;(2)能够在多元信息环境下进行讨论和辩论，公共表达成为可能;(3)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行动。普通人有能力通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来获得权力。针对上述判断，已经有一些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检验。就公共表达而言，周翔等人通过分析“广州日报论坛”的网民发言，认为以理性、辩护和文明为特征的公共话语已经可以在网络论坛上找到充分的证据，有理由期待网络公共论坛是形成中国公共领域的发端。就公共行动而言，雷亚文利用调查数据发现，与传统媒体用户相比，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不仅政治主张更加明确，而且更可能以实际行动参与到集体行动之中。

概言之，海外学界倾向于认为，新媒体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和普及一方面提升了国家和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公民以话语和行动的方式参与政治的能力。然而，尚待澄清的是，技术赋权条件下，国家能力的增强和公民参与水平的提高如何避免对抗冲突并实现良性互动。

04

结论

随着中国网民规模超过总人口数的1/2，中国社会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之于中国政治的影响，是不得不加以大力研究的。在此背景下，追踪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的历史与前沿，根本目的在于为国内学界提供参考和借鉴。未来国内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不仅要与国外现有研究成果展开对话，更要力求有所超越，以中国案例为国际学界做出知识贡献。

首先，在研究线索方面，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已经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形成了以“互联网”和以“政治参与”为两条主线的局面。经过20余年的探索，双方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等方面均形成了一些具有共识性的做法和认识。相比之下，国内在互联网政治参与实证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方面，有份量的研究成果还为数不多。借鉴国外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模型设计并将其置于中国的环境之下进行检验，应当是未来国内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与此同时，国外研究中也暴露出一些尚待解决的难题，这是国内研究可以为国际学界做出突破性贡献之处。

其次，应当看到，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实证轻理论，其量化模型的精巧难以弥补理论关怀的不足。互联网出现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传播工具的更新换代。如果只从工具主义的立场出发讨论网络技术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政治参与或社会资本，而忽视了信息技术革命对于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可能具有的深远意义，那么这样的研究难免有因小失大之嫌。尽管目前国外研究涉及了政治平等与政治极化两大经典理论议题，但显然困惑大于明了、未知大于已知。国内研究一方面可以为经典理论困惑提供中国案例的证明，另一方面亦可进一步发掘互联网政治参与同其他经典理论的关系。

最后，也是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与其说海外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是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的一部分，不如说它是海外中国转型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在议题选择上，研究人员将政治参与的重心置于政策领域，而不是海外研究中常见的选举领域。究其原因，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民主形态与西方国家有所区别，更加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定领域，政府与公民之间能够借助互联网技术进行直接沟通与互动，而在反复沟通与互动的过程中，政府行为和公民行为同时得到重塑。换言之，受新媒体技术驱动，政府治理能力和公民参政能力同步得到提升。那么，留给国内外学界共同的问题是，二者之间如何实现正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