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诺顿（John Naughton）

译/听桥  

来源：歧路听桥

英国警句作者吉尔弗雷·马登（Geoffrey Madan，1895—1947）曾写道：“信念破灭之尘可能造就绝美的日落。”我们正开始见证对互联网信念破灭的微光，假如你往回数，自1973年秋天的设计阶段算起，其诞生迄今逾四十年。

自1983年1月首度开放供半公开使用的那一刻起，互联网就唤起了人们不切实际的梦想。原因容易理解。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48—）生造的术语“网络空间”（cyberspace），指的是电脑屏幕之后的那个虚拟空间，而 “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词作者及后来的随笔作家约翰·佩里·巴罗（John Perry Barlow，1947—2018）首创的术语“现实世界”（meatspace），则是指我们都生活于其间的那个混乱不堪的物理世界，“网络空间”看上去确实像是“现实世界”的平行宇宙。对极客们来讲，1980年代的网络空间就像是恢弘壮丽的沙坑：那个世界没有企业，没有犯罪，没有垃圾邮件，没有仇恨言论、讨论相对文明，没有编辑来决定你的言论是否可以发布，没有监管，没有巴罗所称的“令人生厌的肉体和钢铁巨人”来充当现实世界的主宰。

但另一方面，互联网慢慢被商业化，两个并行空间渐趋融为一起，创造出我们这个联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网络空间的可供性（affordances）与监控和企业控制结合到了一起。当然，就信息的获取和沟通的效率而言，互联网带了了巨大的收益：试想一下，我们的工作或生活中没有了它会怎么样。但一些进展令人严重关切。数十亿瘾君子栖居在这个在线世界，他们沉迷于少数巨头企业开发的游戏装备、手机应用程序和服务项目中。好窥探的政府和巨头企业有能力监控我们每个人，不只是我们在网上的一举一动，鉴于相当多的设备内置全球定位系统，我们在现实世界的活动也都在监控之中。通过监控我们的网络检索内容，这些大公司和与它们合作的政府一道，有能力窥知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欲望。（是的，甚至是我们的欲望：人们通过谷歌进行的检索极具揭示意义。）

互联网完全可能造就史无前例的操纵，而且，网络技术正在扰乱我们的社会，扭曲我们孩子的成长、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生活，这方面的担忧正相当突然地累加起来。甚至那些数字福音派人士也正在转变看法。2017年11月，脸书网站首任总裁肖恩·帕克（Sean Parker）指责社交网络利用了人们的“脆弱性”，而“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对我们孩子的大脑”有什么影响。同月，前脸书副总裁卡马斯·帕里哈比提亚（Chamath Palihapitiya）表示，社交媒体公司已经制造出的工具“正在瓦解社会运转的基本结构”。

怎么到这一步的？

如同海明威说到破产一般，答案是，起初不紧不慢，接着疾风骤雨。引爆点在2007年到来，当时iPhone手机发布，其精彩的营销和流畅的设计将在日后令这种智能手机成为主流产品。多数人目前通过这样的设备上网。iPhone的发布意义重大，因为多数智能手机属于封闭型设备，由制造商和网络供应商严密控制，这不同于个人电脑和手提电脑。这一向移动设备的转向带来的是企业力量的骤然壮大。

但出于数字技术的一些更宽泛特点，企业俘获互联网的可能性一直都有：零边际成本（多注册一个谷歌邮件账户几乎不会给谷歌带来任何成本）；网络空间中联网效应的力量；“幂次律”分配主导，决定了少量公司或者参与者居于主导地位，而其他所有参与者都在所谓“长尾”中勉强维持；技术上的锁定，这时专有的技术标准成为产业标准；最新奇也是最令人不安的是全面监控的能力。

这些特点中的前四点往往形成赢家通吃的结果。最后一点不只令无所不在的国家监控得以实现，而且催生了互联网公司的一种新商业模式：“监控型资本主义”。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揭露，将国家监控的无所不在曝光给了一个惊惶不安的世界。在这样的安排之下，公司提供免费服务，回报则是无限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和数据线索，那些个人信息和数据线索随后被优化、打包并出售给广告客户。

技术预言家们不切实际的梦想已经让位于逐利者的游乐园，对此我们或许不应当那么惊讶。每一轮传播技术的进步都遵循这样的模式。法律学者蒂姆·吴（Tim Wu）2011年出版的著作《资讯帝国盛衰录》（The Master Switch）呈现了一份二十世纪传播媒体的权威历史，我们在其中看到，电影、电话、广播和电视，每一项技术都经历了类似的周期：在混乱、创新、开放和免费中闪亮起步，但终将为企业利益俘获，有时获得国家力量的加持。蒂姆·吴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互联网也将经历一样的过程吗？（蒂姆·吴生于1971或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译注）

我们现在知道答案了。互联网及互联网产业由五大公司主导：苹果、Alphabet（谷歌公司的拥有者）、亚马逊、微软和脸书。其中四家即苹果、Alphabet、亚马逊和微软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脸书的估值上下有起伏，但最近排名第五。这样，这五家公司均为巨型公司，但其间的区别关切重大。苹果、亚马逊和微软从各方面看都极具破坏性（仅举一例，可见Houman Barekat有关出版业的著述），尽管如此，它们无疑仍是传统型企业，即向付费顾客提供商品和服务。相形之下，另外两家公司成了新的监控型资本主义的能手。数十亿谷歌和脸书的用户并非它们的顾客，相反，广告客户才是。由此造就这样的准则：“假如服务是免费的，那么你就是产品。”（Houman Barekat是英国作家和评论家。——译注）

对苹果、亚马逊和微软的很多抱怨，与我们听到过的对过去那些大型垄断企业的抱怨几乎一模一样。但我们或许不会听到一样的抱怨太过频繁或者强硬地指向谷歌和脸书。这不是因为它们在自己运营的领域没有其他三家公司那么地位显赫。谷歌和脸书两家公司一并占有互联网数据流量的七成以上，还拿下了美国数字广告营收的三分之二。依地域的不同，谷歌占据搜索市场份额的80%到95%。超过八成的智能手机使用谷歌开发的移动操作系统安卓。这听上去相当接近垄断地位了。

拥有非消费者用户并非这两家公司唯一的相似之处。两公司都有双重持股架构，这意味着少数几位公司创办人和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着它们。另一相似之处体现在两家公司令人晕眩的数据处理规模，以及用户留下的数据痕迹的绝对数量方面。平均而言，谷歌每一秒钟要处理4万次搜索请求（也就是一天35亿次或一年1.2万亿次搜索）。在脸书，每一分钟有13.6万张图片上传，51万条评论张贴，29.3万个状态更新。谷歌邮件在全球拥有10亿用户。脸书拥有22亿用户，相当于全球互联网用户的56%，人类数量的30%。这些人中的一半每天使用脸书的多种服务，平均耗时50分钟在其掌控之下。在商业尝试方面，这种一家公司能把握如此巨量人群生活的情形是罕见的。

正是这种超高的用户参与度，令谷歌和脸书得以作为一类前所未有的商业实体展开运营。一只新的野兽已到达资本主义的丛林，我们却不知该如何应付。此类公司拥有多方面的影响力，显然它们自身都未曾预见到，这包括它们的广告系统允许压力团体、党派和政府暗地里向目标选民发送精挑细选的政治类讯息。鉴于如此行事的后果正在动摇自由民主，哪怕这两家公司没有任何一家寻求这样的影响力，也不是完全无足轻重的。

在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脱欧公投中，深谙技术门道的政治行动人士（其中可能包括外国敌对大国）都有能力运用网络工具操纵公共舆论。2016年这一类做法的确切后果可以讨论，但展开此类操纵的可能性是明白存在的，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也已昭然若揭。竞选信息可以直接导向乐于接受那一类信息的人士那里，也可以导离对那一类信息感到恐慌的人群。这样，是技术的长足进步将故步自封的政治甩在了身后。

暗黑的本质在于，谷歌和脸书拥有关于我们每个人的巨量现成信息。它们有渠道获取比你在军情五处（MI5）某份乏味档案中找到的更多信息；它们窥探他人生活的轻而易举，令东德国家安全局都羡慕三分。这两家监控型企业运用这些信息来管理庞大、高速运转、计算机化了的市场，而这一市场对局外人和市场参与者一样都是模糊不清的，且目前不受监管。这两家公司已经构造出自动化的系统，令广告客户得以向用户定向发送商业讯息。商业上的解释是，这些讯息可以精挑细选，匹配已知目标用户的偏好。广告客户的默许带来巨量广告费用流向谷歌和脸书。但它们的系统已经证明，它们不只放纵印刷钞票，甚且放纵对民主的破坏。

我上瘾了吗？

数字权力的现实毋庸置疑，但要对这一模拟时代的知识框架运用进行概念界定，往往是困难重重的。我们发现自己得勉力应付多种新生的可能性，它们呼唤新的补救手段。

想想看“被遗忘权”吧。欧洲法院（ECJ）于2014年承认，欧洲公民有权向谷歌申诉，要求该公司在其欧洲检索结果中清除有关他们的信息。称之为“被遗忘权”并不完全准确；那只是一种要求谷歌在其欧洲检索结果中不列出某些信息的权利，尽管在我们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这几乎是同一件事。假如这一搜索引擎巨头没有找到你，那你实际上已经不在人世了。欧洲法院的这一裁决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谷歌在塑造或者毁坏声望方面具备独一无二的能力。

谷歌本身被赋予了处置那些抱怨并决定谁可被“遗忘”的职责，这实际上是将司法职责外包给了一家私人公司。法律学者弗兰克·帕斯奎尔（Frank Pasquale）所称的“功能性主权”取代了民选政府实施的领土主权。帕斯奎尔认为，那些数字巨头“不再是市场参与者”，反而在它们的领域“成为市场缔造者”，“有能力就其他公司出售商品和服务的条件施加规范性控制”。同时，他表示：“它们渴望逐步去除政府的角色，用功能性主权代替领土主权的逻辑。在房屋出租、运输和商业这样一些功能性领域，人们将越来越受制于企业的而非民主制度的控制。”（弗兰克·帕斯奎尔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教授。——译注）

在技术公司那里，没有什么重大事宜是它们无法自行处置的。譬如，美国大选进行过程中，假新闻问题突然爆发之后，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的第一反应是否认和怀疑。随后，有关神秘的政治操盘手将他的广告机器变成武器的证据越积越多，他的怀疑迅速转变为怀疑论，之后当证据变得无可争议，再转变为技术官僚的决断： “解决”假新闻问题。2016年9月末，他在脸书上张贴了一份个人的赎罪日申明，其中称，鉴于“我的工作被用来分裂民众”，他祈求民众的“原谅”。

但脸书存在两方面的利益冲突，这妨碍了它解决假新闻问题。首先，监控型资本主义要求最大化“用户参与度”，以形成可用于货币化的数据。结果是，相较于寻常平凡的事实，假新闻更经常地吸引到了脸书用户。脸书的算法即将迎来一次受到大肆吹捧的彻底改造，以优先考虑用户之间分享的内容，这意味着避开假新闻，同时也避开了真实的新闻。对有担当的媒体来讲，那可能具有相反的暗示，与此同时，强调分享当然仅仅是加深了“用户参与度”。第二项冲突源自这样的现实：鉴于世界上没有足够管理人员能在一秒钟之内审查张贴到脸书上的内容，假如扎克伯格要对其网站用户张贴的内容承担编辑责任，那可能实际上毁掉他的公司。

但这并未阻止一些人要求社交媒体机构对出现在它们网站上的内容承担责任。德国人已经通过的立法要求对数小时后不撤下冒犯性内容的平台施加严厉惩罚。但就像被遗忘权一样，这一法令将判定在一个民主制度中什么内容应当或者不应当出版的责任授予了一家私人公司，这是功能性主权代替领土主权的另一个例证。

但在华盛顿和伦敦，一样的情形是，不论哪一党派掌权，新兴数字巨头都一路畅行无阻，这种情况已有数十年。而且这些巨头都受到热捧：在达沃斯论坛上，人们郑重征求这些企业的意见。2010年当选首相之前，大卫·卡梅隆促成其所在的保守党提议由谷歌公司负责保管英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NHS）中的病例。当时担任卡梅隆政策顾问的史蒂夫·希尔顿（Steve Hilton）与当时供职于这家搜索巨头的瑞秋·惠茨通（Rachel Whetstone）是夫妻关系。人们可以理解相关方面对干预的不情愿：没有方便得出的答案，而假如在这个模拟时代成长起来的政治家竭力寻找答案，他们是能够获得人们原谅的。再者，这些公司的成长相当迅速，乃至于在业内确定牢靠地位之后，它们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只是变得清楚可见了。五大巨头企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微软和苹果均创办于1970年代中期，但微软到1980年代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签订合同之前一直籍籍无名，而苹果公司的复苏仅可追溯至1997年史蒂夫·乔布斯的回归。亚马逊公司1994年才创办，谷歌1998年才成立，脸书2004年才成立。但不论原因如何，就监管而言，它们享有的与其说是光明，不如说是空白。

2017年，随着西方政府开始意识到谷歌和脸书可能拥有的政治影响，这样的放纵模式才开始改观。一大恐惧是，政府的关切来得太迟，乃至于不会起任何作用；这些公司已经重新整合了这个世界，并在这期间令其公民成为瘾君子。

脸书的目标是俘获用户的关注，也就是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其多数举措致力于生成容易令人成瘾的消遣内容，这些内容可将极其重要的（也是可以货币化的） “用户参与度”最大化；换句话说，提供这样的服务和产品：其所带来的瞬间满意多于深思甚至想法。

一些爱说笑话的人将智能手机说成是“瘾莓”（Crack-Berry，早期型号黑莓手机中的一款游戏），他们没有错；智能手机是释放多巴胺的工具。1月，苹果的两大股东要求该公司处置其产品的潜在危害。它们建议苹果提升其产品在家长控制方面的设计，并研究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两家股东拥有的股份总价值为二十亿美元，它们写道：“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至少对一些最频繁使用智能手机的用户来讲，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数天后，脸书的早期重要投资者罗杰·麦克纳米（Roger McNamee）公开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事实上，用牛津大学计算机科学家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的话来说，对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应用来讲，整体趋向是“优先满足我们的冲动而不是我们的意图”。在威廉姆斯看来，这样的结果是，社交媒体威胁到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这样的体制必须依靠普通公民保持沉着慎重的能力。（多巴胺是一种脑内分泌物，用来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译注）

那或许显示出对选民政治思考能力太过浪漫的理解。但我们的公民能力正遭到扭曲，或许更整体而言我们的心理也是这样，那种挥之不去的感受一直存在。所以，对YouTube儿童频道忧心忡忡的保守派父母突然发现，他们自己与左翼对资本主义权力的批判持有相同立场。涉及反对谷歌和脸书的支配地位时，一般来讲水火不容的真诚社会主义者和深思熟虑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很可能会发现他们彼此态度极为一致。

焦虑再度四处弥漫，但依旧太不成体统，而无法收获多少政治上的关注。至于那些公司可能把我们带向何方，他们并未形成任何一致性看法。一批艺术家和活动人士试图提供一幅图景：比如，戴夫·伊戈斯（Dave Eggers）2013年的小说《圈》（The Circle）勾画出的是，谷歌/脸书那种思维模式正把我们带向反乌托邦。但整体而言，我们正蒙受想象力失败之苦。（戴夫·伊戈斯生于1970年，美国作家、编辑、出版商。——译注）

回到1980年代，文化批评家尼尔·波茨曼（Neil Postman，1931 —2003）认为，两位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和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 1963）勾勒的噩梦将框定我们的未来：前者认为我们所恐惧的事物将毁灭我们，后者相信我们的毁灭将令我们愉悦。借助数字技术，我们正同时将这两个噩梦变为现实。我们犯了强迫症一般去点击那些有关健康问题和其他焦虑的内容，同时老大哥在看着我们，但一样令我们心烦意乱的是那些似是而非的政治宣讲，它们令我们感觉良好并强化我们的偏见。（尼尔·波茨曼是美国作家、教育家、媒体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译注）

如何治病救人？

对傲慢自大的企业权力，传统的补救措施是反垄断立法：也就是说，订立规章，预防形成垄断。但我们目前已有的立法——特别是在美国，所有数字巨头都立足于此——不再适用于判定垄断问题，

人们往往视垄断为一种邪恶，因为垄断对消费者施加了经济上的损害。但今天如何界定那样的损害？许久之前，反垄断立法往往将过多的市场份额本身视作问题。但里根经济学将问题范围收窄并归结为价格，假如大型企业能够断言，仅仅是竞争的可能性即“可竞争性”对它们施加了充分约束，监管方就不再进行干预。这一1970年代之后的法律教义在数字时代造成诸多悖谬之事。由于谷歌和脸书均不向其用户收费，损害就并非立即可见。事实上，在数字市场中成为一家垄断企业可能昭示着优等的质量和服务。假如那么多人使用谷歌而将比如必应（Bing）弃置一旁，那么谷歌一定做对了一些什么，这样一来，因谷歌具备垄断地位而对其提起诉讼，可能无异于惩罚优秀。

陷入这一思维定势的美国监管者进退失据，不乐意追究那些数字巨头。（欧洲的情形略有不同：2017年，欧洲委员会因谷歌滥用支配地位而对其开出巨额罚单。）美国如此看待垄断的重大瑕疵在于，谷歌（或脸书）的用户不是它们的消费者。它们的消费者是那些出价在一些拍卖活动中购买广告位置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极可能真正蒙受损害。这两家公司都在运营那种隐匿神秘、不受监管、效率极高的拍卖活动。

任何有效的监管行动都必须集中对付这些拍卖系统。谷歌和脸书都由市场参与者转变为市场缔造者，早就应该着手调查它们如何管理这些拍卖活动。广告客户自身目前正呼吁进行这样的调查。

另一个办法是重新审视《通信规范法》（美国1996年杂乱无章的《电信法》的一部分）第230款，依据该款规定，技术巨头不为其服务商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这一核心条款是这样规定的：“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用户不应当被视作任何由第三人提供的信息的出版人或发言人。”小心重拟这一法条，可能一举迫使社交媒体公司为出现在其网站中的内容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政治竞选是另一桩需要了解的麻烦事。竞选当然总是肮脏的，受到黑钱污染，并且任何时候都少不了肆无忌惮地动用不论什么传播媒介。某种程度上，2016年只是确证了，社交媒体已经沦为当下操纵公共舆论的工具选项。但它们在洗脑游戏当中也具有确定无疑的优势。一则，很多竞选基金被隐匿起来逃避监管。另一方面，来自同一竞选阵营、专门定制而且可能自相矛盾的信息可以在同一时间发往不同的个人。这样就有了成本效应。在美国的调查显示，俄罗斯机构在脸书只花了三万美元，但它们的讯息发送到了多达1.26亿脸书用户那里。平均到每个美国选民头上的花费不到万分之一美元。

更严格上报竞选期间用于数据分析和社交媒体竞选活动的开支或许有所帮助；也可能有所裨益的是，订立新的规范，要求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公司公布所有通过它们的平台传递的讯息。

如何将那些新兴企业巨头置于民主制度的控制之下？思考可行方案时，人们难免回溯资本主义早期历史中的若干片段，当时，失控的增长周期助长了企业权力的唯我独尊，随时而来的是改革时期。我们想到的是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 —1919）和进步主义运动；当年，一些铁路、石油和钢铁联合企业正在扼杀美国经济，罗斯福和进步主义运动最终促成了此类巨型产业托拉斯的解体。

我们处在一个可以比较的节点上。五家巨型公司拥有的技术平台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主导我们的社交和经济生活，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能否设想，在当下发动一场收回控制权的类似运动？看起来不可能。罗斯福能极为果断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是，在他的时代，公众对“强盗权贵”行径的关切是显著而集中的。今天，对好打探他人隐私的奸商，人们的焦虑固然真实，但要含糊得多。于是，要将这样的大众关切转变为切实可行的致胜宣言，也就难上加难。

再者，对于向财大气粗的产业巨头和无数成瘾用户开战，政治家们会小心翼翼。或者至少，西方政治家们是这样的。在一些不民主的国家，特别是某国，当局以政治意志和相应的资源迫令互联网巨头就范，以国家支持的互联网企业取而代之，但不伤及互联网运用的飞速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包括言论自由在内，我们想保护的其他很多事项遭到了碾压；但即便如此，这仍然提示我们，不同的政治态度可以见证互联网技术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无论如何，对西方人来讲，大气不出，期待任何可以拿来作比较的大胆举动，似乎并不明智。

用网络成瘾这样的语言形容人们对社交媒体的痴迷或许显得古怪，但似乎越来越恰当。日常交流中，人们会听到一些用户抱怨他们无法理解他们怎么会在推特、脸书、YouTube或者 Instagram上花费那么多时间，或者为什么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停止查看他们的智能手机。（美国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平均一天要触摸手机2600次。）但你若直接建议他们戒掉这个习惯，等待你的会是鬼脸和耸肩。有一种被动接受的感觉，令人回想起人们从那些认为他们可能——仅仅是可能——有酗酒问题的人士口中听来的话。

但假如这样的类比中有什么正确性的话，那么其中的启示意义是令人不安的。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在多数情况下避免干预公民伤害他们自身的权利，并且，至少到现在，国民健康保险系统并未将患有肺癌的吸烟者或者患有肝硬化的35岁人士拒之门外。自我克制当中似乎没有投票表决这回事。而且，美国从1920年代学到的是，禁酒令不起作用。

但人们不必放弃希望。悖谬之处在于，正是那些普通用户——所有那些我写到的瘾君子——掌握着更美好未来的命门。首先，真正令谷歌和脸书惊恐的是人们可能不再使用它们提供的服务。比方说，假如有一百万人决定暂停使用脸书一个月，仅仅是这样一个举动就可能对这家公司形成巨大冲击，削弱其连续扩张和增长的叙事。更重要的是，一百万人可能突然发现，戒绝这一社交习惯是有可能的。于是，他们每天都会多出一小时，去做真正有趣的事情。

[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艺术、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开放大学荣休教授。本文原刊于英国《展望杂志》（Prospect Magazine）2018年2月号，原题：“The New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人名生卒年均为译者所加，个别措辞有替换，请忽略译文中一些可能较为生硬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