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阻击战:全球互联网共治的起点
2018-03-14 14: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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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华全球传播 | 作者:史安斌 王沛楠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王沛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删减版刊于《青年记者》2018年3月号

近年来,“假新闻”在沉寂多年后重新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脸书”(Facebook)在2015-17年间检测到了3000个虚假广告和470个发布煽动性内容的虚假账户。2017年10月,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通过社交网站上的虚假新闻操纵舆论的情况出现。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泛滥成灾的假新闻被公认为是影响选情的主要因素之一。特朗普当选后,总统与主流媒体相互“怒怼”,指责对方利用“假新闻”误导舆论,还竞相发布由对方扩散的“十大假新闻”,成为政治传播史上前所未见的“奇观”。虽然假新闻古已有之,一直是新闻传媒业的“顽疾”,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轮由政治生态极化和社交媒体兴盛而助推的假新闻浪潮,呈现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首先是其形态发生了变化,“假新闻”不仅仅指代那些凭空捏造的“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更多的是指出于政治目的和商业利益而“制造”出来的“误导性信息”(disinformation)。例如,在“参与调查希拉里邮件门事件的FBI探员自杀”这则著名的假新闻中,“邮件门”和探员自杀都是真实存在的,但二者之间其实并无直接联系。这则假新闻的炮制者将其巧妙勾连起来,引发了一系列阴谋论式的猜测。这一误导性信息在社交平台海量传播,其对希拉里选情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迅速发酵。

其次,假新闻在社交平台主导的传播生态中发生了“变异”,成为受众表达抗议情绪的一种方式。在“后真相”社会中,情绪超越事实成为主导舆论的主要动力。受众用分享假新闻的方式来指代某种认知偏见和情感倾向,极易在具有强烈“代入感”的社交平台上爆发“病毒式传播”,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发生“内爆”,对大选、公投等民主政治实践产生颠覆性的破坏。更有甚者,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具有高度互动性的信息传播平台,受众可以通过转发、点赞等形式介入新闻全链条产制的各个环节,这就使得假新闻的流动愈发难以控制。

第三,近年来席卷西方世界的“假新闻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力于“算法推送”的新技术,通过记录和分析用户以往的浏览偏好,向其推送可能感兴趣的新闻内容。这样一来,用户被包裹在充斥同质化内容的“信息茧房”中,其认知和态度极易受到“过滤气泡”的操控。简言之,这种算法推送机制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假新闻的泛滥。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交平台上的假新闻浪潮演变为疯狂滋生蔓延的“信息黑死病”,互联网成了“分裂网”,严重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17年3月12日是“万维网”诞生28周年纪念日,其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表公开信,把当下如“野火”般肆虐的假新闻与个人信息被黑客盗取、政治传播被网络“喷子”所操弄列为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三大挑战。2016年以来西方政坛“黑天鹅”频出,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遭遇严重撕裂都印证了假新闻的泛滥所产生的惊人破坏力。在此背景下,从各国领导人到企业掌门人,从传统媒体机构到民间自组织,从业界骨干到学界专家,对社交媒体时代泛滥成灾的假新闻进行治理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之间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与历史上历次假新闻“阻击战”不同的是,数字移动互联时代的传媒治理需要上下联动、合纵连横方能见到成效。2017年初,一场全球范围内多方参与的假新闻“阻击战”已经悄然拉开大幕,其声势和规模日趋浩大,有望在2018年达到高潮。在政府、企业、媒体和民间自组织等各方的通力合作下,新一轮假新闻“阻击战”将成为实现全球互联网共治、构建中国所倡导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有效切入点。

政府部门:立法监管假新闻

近来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治理领域内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一贯以“互联网自由”占据道德高地的西方国家在态度和行为上发生了根本转变。2016年11月初美国大选甫一结束,即将卸任的奥巴马就发表演说,对社交平台上假新闻泛滥的势头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明确指出,正是大选期间互联网上海量传播的误导性信息导致了希拉里的败选。他还特别强调,如果对假新闻的泛滥听之任之,将会威胁到作为立国基础的民主选举、市场经济等美国的根本制度。

走出败选阴影的希拉里在重新露面后的首次演讲中呼应了奥巴马的观点,称“虚拟空间传播的假新闻会对现实社会产生危害”,并敦促国会迅速采取行动,立法对社交平台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拉里本人曾经是“互联网自由”的积极倡导者,一些学者甚至将其鼓吹的不受管控的“第五大自由”——即“相互连接的自由”——之类的漂亮说辞吹捧为“希拉里网络空间理论”。但在美国两党争斗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加之拥有一位信奉“推特治国”的现任总统,假新闻的治理往往沦为政党角力的工具,迄今除了在国会举行过一些象征性的听证会外,美国政府和国会迄今为止并无实质性的举措推出。

与美国相比,欧洲各国在社交媒体治理上的态度更为积极主动。早在2017年5月,英国议会就要求政府对拒绝删除非法内容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给予界定,并出台更为严厉的司法手段。意大利政府则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建议对发布和传播假新闻的相关网站进行处罚。

上任不久的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在2018新年讲话中宣布,政府将向议会提交一项新法案,强力打击在选举期间传播假新闻的行为。根据这一法案,一旦媒体播发的消息被证实为假新闻,那么经司法部门裁决,允许监管机构采取删除相关内容、关闭用户账户和屏蔽相关网站等“极端”手段来阻止假新闻的传播。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马克龙本人就曾深受虚假新闻的困扰,但他最终仍以绝对优势战胜了极右翼民粹政客勒庞登上总统宝座。因此,在西方各国领导人中,马克龙是重拳打击假新闻的倡导者,坚信这一举措有利于保卫民主制度。

值得强调的是,德国在假新闻乃至于社交媒体的综合治理方面走在了各国的前列。自2018年1月1日起,德国正式实施针对社交平台的监管法案——《网络执行法》(Network Enforcement Act),成为第一个立法限制社交媒体不当言论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德国一直在依法管理新媒体方面领先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早在1997年,德国就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以互联网为主要规制对象的《多媒体法》(德文简称为IUKDG)。面对2016年至今汹涌而来的互联网假新闻浪潮,德国国会迅速通过了《网络执行法》。该法案针对网络上的“仇恨、煽动性言论以及虚假新闻内容”,整合并修订了2015年以来德国司法部颁布的一系列相关法令,对在德国境内提供内容服务的社交平台提出了严格的监管要求。

《网络执行法》明确规定,超过200万用户的互联网平台服务商必须在受到投诉24小时之内删除或屏蔽“明显的非法内容”。对于存有争议的内容,互联网平台服务商也必须在七天之内对其进行处理,并将结果反馈给投诉者。对于没有尽到监管责任的服务商,最高会面临5000万欧元的巨额罚款。这意味着互联网企业被明确界定为“责任主体”,必须为在其平台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网络执行法》的监管力度和广度在西方国家中前所未见,自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如何在保障“表达自由”和履行“法律责任”之间寻找平衡点。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互联网平台服务商为了避免罚款会倾向于严格管控内容,因此,《网络执行法》的实施会威胁到西方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但在世界进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时代的当下,这类不切实际的质疑似乎失去了昔日的“道义感召力”。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西方国家力主推动的内容审查机制正是它们过去所极力谴责的“极端手段”,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以希拉里为代表的西方政客极力鼓吹的那套空洞无物的“互联网自由”理论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

不仅是西方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依法依规治理假新闻的队列。作为俄罗斯最大的政治力量,“统一俄罗斯党”在2017年底向国家杜马提出了对社交媒体虚假信息进行管控的提案,它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网络执行法》的相关内容。这项提案有望在2018年获得通过,俄罗斯将成为继德国之后第二个对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进行立法规制的国家。

2018新年伊始,印尼政府根据去年5月19日颁布的总统令,宣布成立“国家网络安全局”。佐科总统在成立仪式上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尤其是对未来而言;随着网络空间的快速拓展,印尼有必要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目前,印尼的网民数量超过1.5亿,跻身“互联网大国”之列。在此背景下,印尼政府成立这个新机构既要保护国家网络安全的职能,同时也要保护私营机构和个人的网络安全,在这个宗教多样化的人口大国,要采取强有力的监管手段,防止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思想借助于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滋生蔓延。

互联网企业:从消极应对到积极介入

虽然各国政府都在力主推动针对假新闻治理的立法,但作为传播虚假信息的主要策源地,脸书、推特和谷歌等互联网企业被视为打击假新闻的主力军。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面对各种质疑和指责,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反复强调“脸书不是媒体,只是一家科技公司”“脸书传播的假新闻仅占全部信息的1%”等事实,力图诉诸于“技术中立”的原则来规避责任。但这显然无法平息舆论的质疑。德国司法部长马斯就曾公开表示,应当将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平台认定为媒体,并以新闻业的通行标准来判别在其平台上传播的信息。

尽管扎克伯格在打击假新闻方面态度消极,但脸书在美国大选之后仍然采取了一系列技术上的改进措施,回应舆论的质疑。2016年底,脸书开始对真实性存疑的信息进行标注。用户如果对某个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疑问,可以用“争议小旗”(disputed flags)标注这则信息,一旦这条新闻被多名用户打上争议标记,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就会对该信息进行鉴别,判定为“疑似假新闻”后将对其进行警示标注。在这个举措施行了一年之后,脸书最近又作出调整,用“相关文章”(related article)这一“工具”取代“争议小旗”来识别推送中的假新闻。在用户选择阅读某篇新闻时,脸书会将一些与其主题相似的并且经过事实核查的新闻同时推送,以帮助用户辨别信息的真伪。根据脸书公布的评估报告,这个新“工具”的使用能够有效减少用户转发虚假信息。

在2018新年献词中,扎克伯格对打击假新闻终于有了明确的表态。他把“防止滥用工具”作为今年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之一。为了落实这一承诺,在德国《网络执行法》正式施行之后,脸书积极响应,先后在柏林和埃森建立了两个内容审核中心,并组建了1200人的团队以审核该国用户所发送的信息。同时,脸书还计划将全球范围内的内容审核员数量增加到4500-7500人的规模,强化对假新闻、仇恨言论和违法信息的监管。

此外,对于广受诟病的算法推送机制,脸书技术部门也承诺在2018年会做出“实质性的改写”,对信息来源进行评估,并更多推送来源于《纽约时报》这类“声誉可靠”的新闻机构所生产的内容[iii]。谷歌也开始着手调整算法,将各类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在搜索中的排名降级。以减少用户通过搜索引擎浏览到假新闻的可能。总的来看,在经历了2016年以来的假新闻浪潮之后,脸书、谷歌等互联网科技巨头已经无法规避媒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和实际行动加入到假新闻“阻击战”中。

民间自组织:跨国“第三力量”的参与

与新闻传播史上历次针对假新闻的“阻击战”不同的是,在此次以社交平台为焦点的“战役”中,以往作为“沉默大多数”的公众借助于新媒体的联结效应建立起了跨越国界的“第三力量”,在这场全球范围的假新闻“阻击战”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美国一家非盈利新闻机构(Poynter)牵头成立了一个由来自140多个国家的记者、学者和网民共同建立的“国际事实核查网”(IFCN),其宗旨是建立一个全球联动的事实核查机制,以帮助不同国家的媒体和民众提升抗击假新闻的能力。它通过每周一份的“新闻简报”分享世界各国的相关动态和趋势。对于那些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IFCN还义务提供线上培训,帮助后者建立起“事实核查员”队伍。从2014年起,它还每年召开一次“全球事实核查峰会”,加强各地区经验的分享和人员交流。

IFCN还与互联网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负责培训不同语种的事实核查员为“谷歌新闻”和“谷歌学者”等平台提供服务。对于谷歌这样的全球性互联网公司来说,他们需要打击的不仅仅是英语世界里的假新闻。但作为内容的提供商,它们又不愿同时担任内容的“仲裁者”。而IFCN所倡导的跨国“众包”机制恰好可以提供来自第三方的多语种“仲裁”服务。

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有88%的美国人认为假新闻使受众对基本的新闻事实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困惑。英国一家电视台(Channel 4)的调查显示,83%的受众缺乏足够的媒介素养去识别假新闻。因此,打击假新闻只能满足一时之需,提升社交平台用户的媒介素养才是长久之计。

美国另一个民间自组织“新闻素养项目”(News Literacy Project简称NLP)多年来致力于面向全球70多个国家的少年儿童设计和推广相关课程。最近,他们推出了一个12课时的“如何识别社交平台上的假新闻”项目。在美国,已经有超过3300位中小学教师借助于线上和线下手段讲授这门课程。事实上,NLP早在2008年就开始推行媒介素养的相关课程,但直到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他们的努力才引发了教育部门的积极响应。借助于这场“假新闻阻击战”的声势,NLP的目标是让《新闻素养》成为美国乃至于世界各国中小学的必修课程。

在全球合力阻击假新闻的战役中,离不开许多诸如ICFN和NLP等带有鲜明“第三方”印记的非政府、非盈利民间自组织的积极参与。就互联网治理而言,政府的依法监管和企业的技术革新如何“落地”,最终要靠基层网民的里应外合。从目前的情况看,从培养专业的事实核查员到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和辨别假新闻的能力,“第三力量”的跨国参与将会把这场“假新闻阻击战”拓展为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人民战争”。

全球多方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在过去一年间,各国政府和互联网巨头打击假新闻的力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见的。这显示出人们对新媒体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技术并非绝对中立,算法同样可以被赋予新闻伦理和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看,2017年是新闻业的重建之年,政府、媒体和公众对于打击假新闻的共识使得信息环境的生态正在逐渐好转。而在2018年,这种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的局面将进一步拓展,有望在应对“互联网之父”伯纳斯-李提出的三大挑战上获得实质性的突破。

在这场打击假新闻的全球战役中,上下回应、多方合作、合纵连横成为“主旋律”。互联网巨头积极配合政府的网络规制,民间自组织加强跨国合作,为全球性互联网企业的内容审核提供来自“第三方”的支持,并携手主流媒体帮助民众提升新闻素养和辨别假新闻的能力。在这些多方合作阻击假新闻的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项名为“信任计划”(Trust Project)的项目。脸书、推特、谷歌等互联网公司联手全球75家新闻媒体共同开发了一套评估系统,在社交平台上传播的新闻文本加上相应的“信任指数”,帮助网民鉴别信息和观点的真伪。

从新闻传播史的角度来看,打击假新闻非一日之功,而是一场持久战。互联网给世界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对于网络环境的治理也成为一项巨大的挑战。在网络日益嵌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之时,全球携手共同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成为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这场方兴未艾的“假新闻阻击战”仅仅是起点和开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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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Rainie,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fake news and disputed facts,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7/06/15/education-in-the-age-of-fake-news-and-disputed-facts/
Chen Siyi, Schools around the world are now teaching kids to spot fake news, https://qz.com/1175155/a-special-class-how-to-teach-kids-to-spot-fake-news/
Burt Herman, Things get real, http://www.niemanlab.org/2017/12/things-get-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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