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美国之父  l来源：再建巴别塔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经济结构和民众的生活方式，极大地发展了消费市场，也大大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得以个人为中心的消费文化成为人们生活的肌理。其次，中国全面进入了全球的经济体系，并且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建立全球体系的规则方面日益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第三，媒体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将中国引入了一个媒介化的社会（mediatized society）。也就是说，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国家治理及政治生活，以及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构成，都在前所未有地依赖媒体和信息技术，不仅在这些技术平台上展开，而且被技术以及编码其中的行事规则和制度符码所中介。这些变迁，在全球的大场景下，被德国学者弗雷德里西·克罗兹概括为四个“元过程”（meta-processes），即全球化、个人化、商品化和媒介化。

从信息环境角度看，今天人们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信息环境丰富多彩，人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和信息发布者；另一方面信息传播场域呈现出后现代症候，如后真相、碎片化、网络巴尔干化、群体激化、过滤气泡等等，这使得社会认同尤其困难。“后真相”概念的出现是“人们缺少对过去的主流媒体的信任与依赖，他们通过社交媒体所接触到的，对于新闻事实的报道的反应，更多地带有其既有原则立场、固有意识形态的观点的呈现，因此缺失了共同认知、判定事实的基础的状态描述”[1]。其主要表征是情绪的影响力超过对事实真相的寻求[2]，以及“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3]。

瑞典学者彼得·达尔格伦（Dahlgren）指出的，互联网发展与公共领域的交集，已成为政治传播研究的主流。针对互联网中介下的公共领域，他提出了三种主要的分析维度：结构性、代表性和相互作用。政治传播系统的不稳定性被视为理解互联网作用的背景，互联网的出现导致了这种不稳定。他指岀，互联网进入政治传播运行的过程也进一步动摇了政治传播的系统，解体了旧有模式。正面地来看，互联网产生了很多显著的积极后果，譬如，它通过多种方式扩展了公共领域，使其更加多元。在推动公民互动和讨论方面，互联网扩大和深化了公共领域的互动性，但是，这种互联网中介的协商，挑战了“协商民主”这个分析类别中预设的对理性的偏好。在这个理论背景下，达尔格伦认为，在不稳定的政治传播系统中，互联网是公共领域发展的前沿，它使得公民可以在新的民主政治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公民之间的对话，推动参与式公民文化的生长。[4]

马克·波斯特曾表示，“研究互联网的文化问题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互联网是如此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从现代社会和此前漫长的年代中习得的认识与经验。”[5]诚然，互联网的文化影响与意义确实是学术界最难啃的骨头之一。

王润博士的《网络公民文化：互联网实践与中国社会》一书的电子版发给我已经近两个月了，虽然是暑期，事务却不少，但我仍然每天坚持读上几页，因为这本书的理论丰富性深深地吸引了我。

本书将网络公民文化（InternetCivic Culture）定义为：以网络新媒体为技术依托，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互联网技术、网络行为主体与政治结构的互动实践过程，是现实社会和网络政治交织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政治态度和情感、媒介认知和评价等的媒介认知心理和网络政治行为的总和。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定义。这个定义事实上也是作者对其研究视角和主旨的宣称，这也是这本著作与其他研究网络文化方面的著作不同的地方，即作者更多地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放在政治文化的维度——主要是从技术接入、政治行为、媒介认知等三个维度对“新”政治社会化和网络公民文化实践进行分析与考察。

因此本书的主要研究议题也便清晰起来了。正如作者在著作所言，他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1）在中国互联网空间中，网络公民文化的实践主体具有怎样的群体特征？这些参与主体是否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互联网接入的特殊性是否导致了数字鸿沟困境？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是否有突破数字鸿沟的可能性。（2）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使用的不同类型如何影响公民的参与行为？新的技术环境下，互联网抑制还是促进了公民参与？线上和线下公民参与的主体是否不同，这种差异仅仅是参与的习惯不同吗？网络新媒体作为政治社会化的新型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有何具体的体现。（3）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公民的媒介认知如何影响公民参与的行为？这种公众媒介认知的背后，反映出怎样的网络政治实践逻辑？互联网的技术使用与社会功能的发挥，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具体体现，如何认识与理解公民媒介认知反映出来的我国网络公民文化实践的特征。（4）基于我国网络公民文化实践的特征与现状，如何从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因素中认识与理解我国网络公民文化的形成；同时，这种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因素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在对这些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的基础上，作者的研究还涉及到更加宏观的问题与理论反思，那就是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型的互动空间，网络公民文化是完全不同于现实的虚拟文化，还是纯粹是现实社会文化的翻版？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政治实践如何实现对传统公民文化的超越。此外，网络空间与现实之间是如何通过互联网形成有效的联系？中国公民所处的互联网环境及制度因素是否影响了公民参与行为？公民主体与社会环境、制度之间构成了怎样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网络社会基础之上的网络公民文化特征，是否不同于西方经典传播学和互联网研究理论，形成了网络社会的中国模式？

可以说，每一个议题是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王润博士能够广证博引，广泛吸收了社会学、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他尝试用以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对网络公民文化予以考察，即他借用了结构化理论来分析和理解网络公民文化的特征，超越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为研究中国网络社会与网络公民文化的独特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

好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有扎实的数据来支持。本书通过实证研究，获得了较为扎实的数据，他还注意结合“先量化后质化”的解释型混合方法来实证考察中国网络公民文化。应该说，作者的研究方法选择适当，对论证起到了有力的支持。

这本著作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作者还结合我国的社会发展现实，提出发展我国网络公民文化的对策与措施：需加强行政吸纳、强调法治性、提倡公共性，以开放的心态接纳网络民意，以法治程序保障非制度渠道，并强调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发挥。这些措施可以共同促进我国网络公民文化实践的良性健康发展，完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真正超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作者注意到“中国网络公民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是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历史阶段等社会因素的反映。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在对公民的网络文化的指标的测量设计上，是否注意到了这样的独特性。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另外，公民的网络文化一定具有流动性，是这一流动过程以及流动中所留下的印迹。如果这一看法大体不谬的话，那么网络文化的流动性和过程性也值得进一步观察。

总之，这是一本有张力有厚度的研究著作，我一个暑期的阅读收获良多，后生可畏呀。

是为序

2018年9月4日于杭州

[1]潘忠党：导言:媒介化时代的公共传播和传播的公共性，《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 (10) :29-31。

[2]吴飞、孔祥雯：反思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记者》 , 2017 (10) :16-28。

[3]史安斌：“后真相”冲击西方新闻舆论生态，《领导科学》 , 2017 (33) :20-20。

[4] Dahlgren, P. (2005). The Internet, public spheres, and politicalcommunication: Dispersion and delibe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2(2),147-162.

[5] [美]马克·波斯特：《互联网怎么了？》，易容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