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治学人 

作者简介

刘小龙，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法学博士，美国肯塔基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访问学者。

近年来，民粹主义“幽灵”在欧美国家不断巡游并带来学界关于“民粹主义时代精神”的热议。在中国，民粹主义兴盛于网络空间，主要表现为网络民粹主义。对于网络民粹主义的兴起，学界主要从政治抗争的视角出发，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现实政治参与渠道受限与“网络技术赋权”的产物，并据此形成“控制与抵抗”“消遣与娱乐”两种论调。笔者认为，这一分析视角背后隐藏着的国家与社会之对立的预设和“技术决定论”的偏颇，未能很好地揭示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生成的复杂性。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是社会转型、政治变革、心理嬗变、文化发展等诸多社会结构性要素嵌入到流动的网络空间并持续发酵所致，对中国网络民粹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既需要宽广的理论视野，也需要细致入微的剖析。为此，本文从多元互动的视角出发，概括出社会转型与网络民意聚合机制、制度间隙与网络参与连接机制、大众心理与网络情绪发酵机制以及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媚俗机制等四种生成机制，尝试把握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生成的复杂性。

一、社会转型与网络民意聚合机制

民粹主义往往滋长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以一种“受够了”的否定和批判姿态，表达了相当数量的民众对于社会精英、现行制度的不满和变革现实的期待。从当前中国的具体语境来看，剧烈的社会转型、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伴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关系调整和社会心态嬗变，一定数量的民众对平等尤其是结果平等的追求、以及改革过程中滋长的“弱者心态”从需求侧催生了民粹主义；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迅速普及催生了相对自由、便捷而廉价的意见市场，从供给侧觅得了社会问题的网络表达、社情民意的网络聚合，提供了民粹主义发声、现身的平台和机会。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和网络民意的微观表达两个因素的结合，共同构成网络民粹主义生成的民意聚合机制。

网络民粹主义的兴起，首先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直接相关。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日益强盛、经济飞速发展和民众生活日益改善，但同时也产生了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住房、上学、医疗、食品安全等诸多民生问题也较为突出。在后发现代化国家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经济增长以某种速度促进物质福利提高，但却以另一种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的怨愤。社会的怨愤主要由贫富差距等因素引发，并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加剧。有学者把贫富差距视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断裂带，认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分歧和对立在很大程度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从1982年到2013年，全国年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288上升到0.473，2008年达到顶点0.491之后略有下降，但依然位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之上，收入差距情况较为严峻。与贫富差距的现实问题同时出现的还有人们对于分配不公的普遍不满。中国社科院2013年的调查显示，认为收入分配“非常不公平”或“不太公平”在高收入者中占70％，在中等收入者中占65%，在中低收入者中占61%以及在低收入者中占51％，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普遍不满情绪，且收入水平越高，对收入分配越不满。从民众对于收入分配的态度可以看出，对于公正、平等的渴求不仅存在于社会底层，还普遍存在于中等乃至高收入群体当中，这为打着人民旗号、追求平等的民粹主义蔓延提供了滋长土壤。

民粹主义的滋长既与现实社会中人们客观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关，更与人们主观的阶层认同、身份认同直接相关。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甚至认为，民粹主义不是由主体的阶级、文化和社会地位事先决定的，而是一种建构出来的话语，是与占统治地位的霸权关系相抗争的漂浮的“能指”，在本质上是一种把多样诉求暂时性地统合在人民话语当中的“政治逻辑”。拉克劳对于民粹主义的界定提醒我们，民众主观的社会心态、阶层认同也是民粹主义滋长的重要根源。在当前中国，出现了一种明显的阶层认同“向下偏移”倾向和比较普遍的“弱者心态”。所谓阶层认同“向下偏移”，是指主体主观的阶层认同低于其真实的经济社会地位，这种主观与客观的错位现象在当前中国比较普遍。根据中国社科院2013年的调查，我国高收入群体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上层”和“中层”的分别占26%和48%，中等收入群体中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只占49%；城乡居民中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比例为41％，远低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一般保持在60％左右的比例。同时，“社会弱者”的心态在当前中国蔓延甚广，“弱者”的含义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而且是社会心理和认同层面的。“网络民粹主义”把“人民”简单化约为“社会弱者”，这与当代中国普遍蔓延的“弱者心态”直接相关。人民话语下的“弱者”不仅仅承载了网民对于社会草根的同情，而且通常在弱者反抗精英的话语构建中，表达出多数网民自身所有的一种弱者心态，反映社会公众对于社会公正的渴求，现实生活中的中产阶级乃至高收入群体都可能倾向于民粹主义。譬如“屌丝”一词就蕴含了社会中产阶层对于一种群体性的无奈自嘲，还包含着对话语霸权、社会不公的“软抵抗”。于是，真实的弱者或者建构出来的弱者形象，触动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情感乃至隐蔽的心理认同，并以此作为批判社会精英、发泄不满情绪和宣泄怨愤心理的一种话语武器。

在现实生活中，以反对精英、批判体制的姿态呈现出来的民粹主义难以集中表达和广泛传播，民众追求平等、表达不满的渠道也是分散和相对有限的，但网络技术的发展却创造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意见市场和“哗众取宠”的表达空间，从而为民粹主义在网民之间的瞬间勾连、集聚爆发觅得一个有利的场所，网络空间就成为网络民粹主义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因素而出场。网络空间中群体的聚合可以超越地理的边界和交易成本的限制，把分散的诉求、情绪和仇恨凝聚起来并以民意的面目集中呈现出来，以至于“人和人可以超越传统的种种限制，基于爱、正义、共同的喜好和经历，灵活而有效地采用多种社会化工具连结起来，一起分享、合作乃至开展集体行动。”在当前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挫折、不满情绪在网络空间中聚集，网络空间的表达日益走向民粹主义，并与现实参与渠道形成一种“代偿效应”，“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通，互联网成了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几乎唯一顺畅通道，一人爆料维权，众人围观，互联网成为弱势群体展示伤痕和互相取暖的地方，也经常变成倾泻仇官、仇富等负面情绪的垃圾箱”。网络民粹主义以一种放大的乃至报复性的姿态，宣泄着现实空间中无法集中表达的政治不满、平等诉求和弱者心态。

网民的聚合不是现实社会阶层身份的网络复制，更多时候源于社会情绪的感染和共同抗争对象的指认，而“人民”话语提供了网民聚合的符号建构、道义支撑和意义凝聚功能。网络空间中无数对于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话语的不满在“人民”的话语下暂时性地接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对抗于主流霸权力量的统一战线，在人民的整体性、同质化话语建构中区分了我们与他们，实现了与社会精英之间的话语对抗。尽管“人民”作为统一的符号背后其实有多样化的诉求，但民意的价值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对抗关系也是具有真实社会功能的。并且，正是由于统一符号只是临时勾连起来的，因而下一次意义的暂时凝结和统一战线的构筑成为可能，网络空间的民粹主义就会反复发生，而不解决现实生活中民粹主义产生的现实根源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网络民粹主义。

二、制度间隙与网络民主参与机制

从政治的视角来看，民主与民粹之间的关系复杂而暧昧，民粹主义源于民主政治的内在张力和政治制度的既有间隙，呈现出一种既依附于民主政治又表现出反叛民主政治的复杂脸谱。民主政治存在着理想和现实、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无法消弭的张力为民粹主义留下了滋长的空间。就当下中国的语境来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为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参政议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参与热情在网络空间集中爆发，而现实参与渠道相对有限，制度性吸纳相对不足，人民话语的“所指”与“能指”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裂缝，这就导致了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的滋长。

民粹和民主都发轫于权力归属人民的现代观念，共享了人民意志不可违背的价值主张，强调把人民尊为政权合法性和政治权威性的源泉，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衰起落的缘由只能从现代民主制度的内在张力中去探寻。英国学者玛格丽特·卡诺婉认为，民粹主义是民主投下的阴影，根源在于民主本身同时存在着“救赎性”与“实用性”两种面相且二者之间张力不可消弭。“民主的实用面相总是无法逃避救赎性元素的纠缠，二者之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内在张力给民粹主义的发生留下了空间。她把这种内在张力详细解读为三个层面：一是民主的超越性与实用性之间的张力。民主的救赎性给大众承诺了一种通过政治来实现救赎的希望；民主的实用性则是通过高度透明的集体规则和政治实践来和平处理现代社会纷争的方式。二是人民主权的观念居于救赎面相的核心，坚称人民是政治权威的唯一合法性来源，主张他们自己接管和照料自己的生活。从实用性的视角来看，民主不过是政府的一种行为，是在复杂世界中处理特殊议题的一种方式而已。三是民主的“实用性”意味着制度化，不仅要求限制权力，而且首先建构权力并使之运转有效。救赎性则内含直接行动、自发性和克服异化的浪漫冲动基因，具有强烈的反对制度倾向。卡诺婉扭转了把民粹主义视为民主对立面的简单看法，深入到民主制度内部来探寻民粹主义的起源，在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民粹主义和民主的相互纠缠关系和复杂面相得到了更多实践的证明。民粹主义被视为民主自身投下的长长“阴影”，民粹主义时常居于民主的粗糙边缘，体现着政治代表性不足、民众被边缘化的“民主赤字”，成为民主背后时而闪现的“政治幽灵”，承载着因缘民主而生又因民主而“游荡”甚至因民主而扭曲的“悲情”。这一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民粹主义何以在民主社会中如同幽灵般潜伏，并借助一定时机反复呈现和反复演绎。

在当前中国，人民话语的所指与能指、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制度与具体运行体制、民主发展现状与民众的民主期待之间仍然存在着间隙和落差，尤其是人民群众的自发性参与热情与制度的整合吸纳能力之间存在着张力，再加之历史上民粹主义的文化影响甚为深远，因而那些被制度吸纳的政治参与热情通常以民粹主义的面貌呈现出来。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敏锐地观察到，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会逐步提升，政府的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完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地调频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协章。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一方面是民众对于民主的价值期许和参政热情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在利益日益分化、社会冲突时有发生的背景下，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整合能力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权益维护显得困难，而少数社会精英的不当行为却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从而使得以代表民意面目出现、携带着民众自发性政治冲动基因的民粹主义受到推崇。纵观近年来中国发生的民粹主义案例，主要围绕着“美化草根”和“仇官、仇富、仇权以及反抗现行体制”这一基轴，由社会热点议题所引发，其中官民冲突的主线较为凸显，针对于制度的不满情绪在经济增速下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依法治国方略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开始出现。可见，一旦现实民主制度无法兑现代表人民的承诺，民粹主义就会成为代表危机的产生而登场。

如果说以民粹主义面目出现的政治参与与制度整合之间的间隙持续增大，那么，民粹主义的自发性政治冲动成为常态，并且会从根本上冲击制度整合所带来的制度信任，并触发直接民主的冲动。政治信任的匮乏可以说是民主政治代表性危机的一种表征，又是导致网络民粹主义滋长的重要原因。当前中国出现了“民比官好、穷比富好、多比少好、社会弱者比强势阶层好”的网络定律，网络空间中对于社会精英的抹黑、对于政治的不满根源于代表危机以及政治信任的匮乏，并且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一种“塔西佗效应”：只要涉及的主体是精英或者政府，不论他们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说假话，做坏事。显然，政治信任的匮乏是“往坏处想”、“好走极端”的网络思维习惯形成的根源。当政治信任无法建立起来时，对代议制度的失望、不满情绪在增加，甚至对于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的信心和耐心也随之丧失，替代性的选择就是要么寄希望于民意裁决的直接民主想象，要么寄希望于魅力型领导人物的自觉代表民意。如果说在网络媒介普及以前直接民主的想象受到时空的限制而无法实践，在很多激进网民看来，网络直接民主则因成本的极大降低而变得可以追求和想象了。再加之网络民粹主义打着人民的旗号，人民的话语无论是在历史进程中还是现实政治话语中提供了一种强大的道义支撑和动员力量，网络民粹主义作为现实政治表达匮乏的代偿物和报复性反弹，在热点社会议题的触发下猛烈地爆发出来。它不仅为大众敞开了一扇管窥现实政治具体运作的透明窗口，在一定意义上也形成了大众针对于少数精英的敞景式监控，表现了由现实政治表达渠道匮乏以及代表性危机所催生的对直接民主的向往。

三、大众心理与网络舆情极化机制

在当前中国，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立场坚定、体系完整和规划清晰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模糊不清、相互感染、弥漫甚广的群体情感和社会心态，是出于正义、平等、参与和简单朴素等人类之爱的极度渴望而表现出对现状、现体制的反叛和狂躁。在本质上来说，网络民粹主义既不是单个网民的理性诉求，也不是特定社会阶层的理性表达，而是大众自发情绪的相互感染和集体宣泄，在网络空间中不断聚集和发酵并以极端网络舆论的方式集中表达出来，具体表现为线下大众心理的网络投射、网络大众心理的生成和极化网络舆论的集中表达等复杂心理机制。

网络民粹主义心理、情感的源头是现实生活中普遍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投射到网络空间，经过一种复杂的过滤和感染、遮蔽和强化、分散和聚集等方式形成一个网络心理场［20］。当前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利益格局调整、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机会受到钳制和一些地方社会性伤害的存在，怨恨情绪的滋长是一个客观事实，成为民粹主义发酵的心理土壤。有学者注意到当前中国的怨恨情绪可以分为原生怨恨和次生怨恨两种类型：原生怨恨“起源于某些特定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变动和相伴随的利益损害；或者起源于特定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的非法利益潜取；或者是由于制度缺失或制度失效而引发的种种新型怨恨”，次生怨恨则指“权力机关及其执行部门或其成员在处理和消减上述原生怨恨中所表现出来的失当、不力或无能，使得公众和受害者对怨恨处理的前景持黯淡预期，最终导致权力机关失去公信力和合法性，由此产生出次级怨恨来。”近年来，“雷洋事件”、“长沙强拆”事件、“贾敬龙事件”等事件引发的民众情绪发酵，显示了次生怨恨的爆发频次显著增加，民粹主义情绪逐渐由碎片化的情绪发泄转变为周期性的情感发酵，所针对的对象从具体的某个官员、个别事件转变为体制性的不满和担忧。

尼采指出，怨恨情绪体现了“弱者本质上的无能和卑贱的怯懦，他们不得不把对高贵者以及强者报复的仇恨遮蔽在退缩，等待和平静的道德外衣中，……他们在残酷的现实前面，因为无能而越是忍耐和受压抑的仇恨，以及向高贵者报复的情绪就越发的强烈。”尼采的这种说法尽管带着超人哲学的傲慢，但指出了怨恨的主体往往是社会当中受到压制的弱者，并且是一种长期隐忍不发的情感积蓄，这种现实生活中长期隐忍不发的情感，一旦转移到虚拟的网络空间，就会大大增加其爆发频次和情感烈度。于是，我们看到了，怨恨情绪在网络空间经常被一个偶然事件或者议题所点燃，并迅速聚集起一股淹没个体理性、声势浩大的群体情绪宣泄洪流。至于点燃情绪的源头究竟是谣言还是事实，事件的主角是真正的社会精英、社会弱者还是被话语建构出来的想象主体，以及事情经过的真实原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标签化的过程中触及、激发和点燃大众心理的敏感痛点。以此观之，网络空间中的怨恨情绪具有“自由漂浮”的性质，试图抓住一切可以表达的机会而不去理会真实的冤情究竟来自何处，这就导致了网络空间中仇官、仇富、仇权、仇恨专家和仇恨制度成为一种反复性发作的情感偏向，一种舍勒所说的“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占据和主宰了网络大众心理，等待着在特定议题的刺激下俘获一个具体的对象，给它贴上标签而施以群情汹涌的围攻，网众由此获得一种“想象中的报复”。

网络民粹主义既源于蔓延甚广的悲情、愤怒、恐惧或娱乐等社会情绪，又通过煽情使得这些情绪在网络空间中向更多的人群蔓延，进而在一定议题下发酵为一种批判性、独占性的话语形式，偏激乃至走向极化的网络舆论是其主要呈现方式。作为一种“观点、态度、信念和情绪”的集合体，情感的因素发挥着重要功能并贯穿于网络舆论出现、高潮和消退的全过程，并且在作为“意见自由市场”的网络空间中，染上极端情绪的信息总是更容易获得关注，情感的浓烈程度则成为制造网络舆论声势的重要因素。极端的立场、强烈的感情与网络民粹主义所具有的整体对立思维和毫不宽容的立场息息相关，这种极化的立场又总是与强烈的情感纠缠在一起，并且实现了二者之间相互促进。走向激进乃至极化的舆论不仅仅是怨恨情绪在网络空间中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在新闻网站、微博、公共论坛等网络媒体互动、共振的过程中，网民之间相互感染并以包含了一种集体意见和群体情感，民粹主义态度和情感在网民群众中的运行遵循着“沉默的螺旋效应”，个体害怕被孤立而加入到多数的意见当中，多数意见声音越来越大，而少数声音越来越沉默，这种自我强化的结果就是多数的观点、态度和情感越来越占有优势而走向多数人的观点暴政或者声音暴政，在这种极端的观点当中酝酿着强烈乃至炽热的情感，这就是“群体极化”效应的出现，并最终表现为谩骂、诅咒、扣帽子乃至“人肉搜索”等网络与现实行动。

四、大众文化与网络狂欢宣泄机制

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还受到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并以一种文化民粹主义的面貌呈现出来。文化民粹主义可以看成是民粹主义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它坚持了民粹主义“崇民拜民”和反对精英的价值原则并使之成为文化评判的标尺，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文化活动合法性的最终和唯一的来源，极端地推崇冠以人民之名的大众文化，同时贬斥精英文化。在媒介市场化、技术大众化和文化娱乐化的文化变革大背景下，网络文化呈现出商业化、平民化和网络化三大特征，广大网民既是文化的消费者和传播者，也是积极的文化抗争者，前者推动了网络文化媚俗逐利的发展趋向，后者则带来了大众狂欢的方式为表现形式的对精英文化的解构、对现存秩序的突围，二者共同导向网络民粹主义的滋长，从而构筑了比较完整的网络民粹文化的生成链条。

从图4可以看出，网络民粹文化的生成具有双重的推动力量：其一是民粹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可以带来资本增殖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网络平台上机构或者个体传播者为了追逐商业利益、实现文化营销而精心策划迎合大众、吸引大众的文化样态；其二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大众创造、创新的文化具有潜在的抵制、抗争和解构精英主义的维度，是一种以文化面目呈现出来的“软抵抗”或者仪式抗争。这两股推动力量相互交织，形成合力，从而使得网络民粹文化融商业逐利、政治博弈和文化抗争等多种元素为一体，以文化狂欢表演为主要形式，既体现出商业策划和营销的一面，又体现了网民自发性文化创造的一面。

一方面，网络平台日益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和文化消费的重要领地，商业逐利的影响越来越大，直接催生了以盈利为目的的媒体推手、网络炒家和网络营销等主体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脱离政治秩序规约和主流文化引导的媚俗倾向。在当前中国，商业逐利倾向受到三种因素的鼓励和推动，在宏观上源于网络媒体作为国家经济发展重要部门的定位和媒体制度改革所推动，在中观上是由网络媒体机构及那些依靠网络媒体生存的组织、机构和个人所推动，在微观层面则是由网络媒体自身的形态演进所推动。

自20世纪90年代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引入到中国，无论是早期将其作为“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内容，还是新近提出“网络强国”战略，网络信息技术一直被赋予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战略目标的功能，新浪、网易、搜狐、腾讯等一大批商业性质的媒体机构集中涌现并催生了多样化的信息传播平台。同时，传统媒体的市场化改革也在积极推进，尽管一方面坚持主流媒体由政府所管理并强调其作为“党的喉舌”的政治功能，但另一方面以“南方系”为代表的媒体市场化、商业化发展趋势明显，并由此给各大媒体平台带来市场化竞争的巨大压力，也释放了媒体平台追求发行量、阅读量和点击率的逐利愿望。在这种竞争压力和逐利引力的双重推动下，媒体机构很容易选择“打擦边球”的策略而成为民粹主义文化潜在的推手，从而推动文化的商业化、大众化和媚俗化发展。这种发展趋势在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中更为凸显：网络媒体的飞速发展赋予了门户网站、社交媒体、公共论坛以文化传播平台的地位，催生了一个蕴含着丰厚利润的新文化市场。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文化生产和大众传播难以遏制逐利的冲动，“媒体奇观”、“眼球经济”和“网络文化”等现象的涌现标志着逐利冲动塑造的文化消费日益走向商业化、大众化和媚俗化，并使得文化民粹主义的滋长成为商业逻辑的必然后果。“文化的生产完全受控于生产逻辑，文化不再是为了延续人类的思想而被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而是屈于消费目的、迫于市场要求、缘于利润追求而被生产出来的一种商品而已。消费社会造成了大众文化媚俗的典型特征。媚俗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众文化的消费性。”

在“眼球经济”支配的利益链条中，网络媒体机构、网络大V和网络推手构成推动者和获利者，有意无意地诉诸于民粹主义成为商业营销、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在商业逻辑的诱导下，获取尽可能多的网民青睐，吸引尽可能多的粉丝，成为网络媒体、机构和个体创造和传播网络文化追求的目标，民粹主义则是其达到目标的重要策略和手段。他们宣称自己代表普通大众的利益，以人民的符号聚齐尽量多的关注目光，打着为民代言的招牌，故意刺激大众的敏感神经，热衷于揭露所谓的社会阴暗面，以此来增加帖子的点击率，吸引网络的关注度，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借此获得一种被无数粉丝拥戴的“皇帝批阅奏折”的虚荣感以及出书、演讲、代言和广告所带来的实惠利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造虚假新闻，热衷于报道超出公众心理预期的负面新闻，炒作煽情的故事和意外的丑闻，为点燃大众的怨恨情绪推波助澜，甚至在“尖叫原理”的支配下制造“媒体奇观”。结果则是“在技术专家和媒体明星的二重唱中，形成了以技术化和商业化为主调的世俗意识形态”，文化民粹主义由此而滋长并泛滥开来。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具有文化赋权的功能，网民成为网络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和消费者，网络空间成为文化狂欢的舞台，网众在文化狂欢中追逐着娱乐狂欢和文化解构、消遣娱乐和政治抗争等复杂的目标，并由此建构出一种与精英文化相疏离乃至对立的民粹主义文化。

尼尔·波兹曼在电视时代就洞察到了媒介变革带来的娱乐化后果：“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对于网络文化来说，娱乐精神成为网络文化的核心元素，大众狂欢则是其最惯常的文化表现样式。当娱乐精神作为大众共同的需求被抬到相当的高位时，尤其是作为一种文化狂欢的姿态表现出来时，文化民粹主义的逻辑已经潜伏其中，因为这种文化狂欢既以大众为主体，也必然在价值维度上把大众需求、人民需要作为其正当性的依据。

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娱乐文化持批判态度不同，以斯图亚特·霍尔、约翰·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民粹主义”者则挖掘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认为大众文化完全可以成为工人阶级和边缘群体颠覆和反抗的工具，主张普通百姓的文化符号活动要比大写的文化更富有积极的政治意蕴，更值得探究。就当前中国的语境来说，娱乐狂欢既有商业操控的因素，也有网民自发连接和抗争的维度，并且在网民的集体狂欢中相互交织，同时呈现。《一个馒头的血案》、“元芳你怎么看”、“咆哮体”、“高铁体”、“李刚造句运动”、“hold体”等一个个网络模仿现象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并引起网民的极大参与热情，严肃的主流文化在这里遭到恶搞和调侃，“对位、亵渎、夸张、悖反”等修辞手法被网民频频使用，体现出民粹主义文化的另类表达，实践着霍尔所说的“对抗式解码”，彰显着大众对于主流文化的一种颠覆、解构和重构，并借此实现大众文化对于主流文化的抵抗姿态。

文化学者巴赫金赞扬了狂欢当中的逃避式快感和隐藏的抵抗精神：与强调级别头衔的官方盛宴不同，集市盛宴却是广大平民的乌托邦，是平等的，也是社会正义的丰收，它是与阶级、特权、教阶制度相抗衡的，这种盛宴实际上揭示了一种民主精神。这在近年来我国网络民粹主义事件中有清晰的呈现，每一次网络民粹主义事件中总会呈现出对于真实的或者标签化的社会精英的娱乐消费和大众狂欢：雷政富视频中的“十七秒”嘲讽、对表哥杨达才名表估价的舆论狂欢，尤其以“我爸是李刚”事件中的造句运动最为典型。围绕李刚的造句运动催生了一次集体性的娱乐狂欢，很难说参与造句的人全都是因为同情弱者和反抗强权，网民在事件当中享受到的是一种狂欢的快感，“身体失控后那种极度兴奋的快感——即自我的丧失——是一种躲避式的快感，是从自我的控制/社会的控制中逃避出来的。”把李刚打上官员的标签，极力渲染“我爸是李刚”话语中精英的嚣张跋扈，使得针对于他们的舆论狂欢具有一种道德的优越感。在这种集体狂欢的过程中，事件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事件本身所蕴含的政治和价值意义在公共空间中被广泛关注，形成一种舆论的压力，迫使政府部门也不得不关注这场自发的网民狂欢所带来的政治影响而直接干预，发端于网络文化狂欢表演至此已经具有现实的政治含义。